科学家于敏的感人事迹（16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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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于敏的感人事迹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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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聊以自慰了。”——于敏

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 中提到，“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赫然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爱好历史和古典文学

1988年，62岁的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退休后，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这些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

“打松鼠”：与邓稼先的暗号

1965年，正是我国氢弹研究的突破期。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第二天，邓稼先就赶到了上海。一到嘉定，就钻进计算机房，听取了于敏等人的汇报，并与他们讨论分析，兴奋得像个大孩子头儿。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讨论和推敲，终于使整个理论设计日趋完善。

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

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30年后“氢弹之父”名字才获解禁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

1944年，18岁的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在张宗遂、胡宁教授的指导下，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1967年6月17日，氢弹爆炸成功，爆炸当量达到330万吨。试验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参试人员个个激动万分。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20多年前，连于敏这个名字都是绝密，他隐姓埋名30年，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

很多人称呼于敏为“中国氢弹之父”。对于这样的称呼，于敏极力反对，他常常对身边工作的人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实在追问之下，他只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氢弹的理论设计中，我是学术领导人之一。”

于敏两弹一星元勋人物事迹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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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17日，新疆罗布泊沙漠腹地。伴随震耳欲聋的响声，空中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他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他长长地舒了口气。他说：“我这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无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1949年，他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选中，来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苏联等国相继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核竞争，我国的核科学事业也全面上马。毛泽东强调，“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961年，组织决定让正在研究原子弹的于敏转而投身到氢弹研究中。这让已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上初露头角的于敏始料未及。“涉及的学科很多，并且搞氢弹不太符合我的兴趣，但是爱国主义压过兴趣，所以当时我就答应了，说，好!我转!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于敏说。

原子弹和氢弹一个属于核裂变，一个属于核聚变，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当时的中国，研究者们对氢弹的了解几乎一片空白，美国甚至公开表示，决不能让中国搞氢弹!

于敏说：“杜鲁门跟艾森豪威尔都赤裸裸地讲，他们绝不能让中国搞氢弹，并且派军舰，带着核武器到我们近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我一定要全力以赴搞氢弹。”

接受了这份工作，于敏的名字和他从事的事业，从此一起成为了国家最高机密。面对技术封锁，他们从零开始、四处奔波。1965年，于敏带领团队前往华东计算机所，开始了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著名的氢弹原理突破“百日会战”。当时，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都要依靠研究所唯一的一台晶体管计算机。计算机每周只有十个小时能留给氢弹计算，并且大多数是在深夜。与于敏共事多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至今都对于敏表现出的扎实的物理功底、敏锐的科学直觉印象深刻：“每一个时刻的计算结果打印一张纸，一会就是一大摞纸。我们就盯着这个纸，看这些物理量的变化。有一天于敏就很敏感地发现这个量不对了。他脑子里面非常清晰地知道这些概念该增加了还是该减少了、该正的该负的。”

于敏是“两弹一星”元勋里少有的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国产”科学家。谈到他在氢弹研制中的贡献，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将他比作“足球场上总能临门一脚、应声入网、起关键作用的人”。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大家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是可以创造出奇迹出来。发达国家能做出来的，我们也能够做出来，并且更快。”于敏说。

核武器的跨越式发展，为中国的和平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于敏敏锐地分析，美国核武器的设计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为了限制他国发展，美国很可能会促成国际社会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因此，他和邓稼先立即上书中央，建议我国应加快核试验步伐。杜祥琬介绍：“我们还有哪几次必须要做的实验，否则我们的核武库就停在一个半截的发展，他用了一个词，叫‘功亏一篑’，就是不要差这么一点，将来后悔都来不及。”

此后，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基本按照于敏、邓稼先的建议书方向进行，成功研制了大幅度小型化、高比威力的战略核武器，掌握了中子弹技术。1996年，我国签署了全面禁核试验条约。于敏、邓稼先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的国防科技现代化建设，争取了宝贵的十年时间。于敏说，核武器，不是用来杀人，而是要自卫。争分夺秒研制核武器，对维护世界和平至关重要。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先觉说：“美国现在在做反导，一般的武器很难突破它的防御。如果把对方的武器完全控制起来，它就能为所欲为。做那种控制的是不行的，我们的这种研究是对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有很重要的作用。”

“现在，请于敏同志领奖”……

这是20年前的今天、1999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表彰现场。这是于敏一生中仅有的两次公开亮相之一。另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在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向坐在轮椅上的于敏颁发当年唯一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励证书。半个世纪与“核”共舞，做着“惊天”的事业，于敏却把自己隐藏在最普通的人群中。多年来，面对“氢弹之父”的赞誉，他一直婉拒，他说，“这不符合科学”。“这话不科学，当然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最主要的是团结。”

于敏热爱中国古典文化，家里的客厅挂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名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诸葛亮，是他心目中的完人。

于敏：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于敏：我觉得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就是自己完全遵守科学的规律、科学的态度，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

于敏：一个人总有思想，总有他的信仰。这个信仰应该是中华民族，学好真本事，给国家做点事，给民族做点事。

73岁那年，于敏曾以一首题为《抒怀》的诗总结自己，其中两句，“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正是他沉默而又不凡的一生的写照。

今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随着他的逝世，“两弹一星”获得者目前仅3人健在。

在儿子于辛眼中，科研工作以外的父亲，是位慈祥可敬的普通人。共和国即将迎来70岁生日之际，得知父亲获得首次颁发的“共和国勋章”，于辛最想替父亲表达的一句话是，这不是父亲一人的荣誉。他说：“我们为他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而感到骄傲，也为他获得这一荣誉而自豪。但是我父亲一定会认为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参加这一事业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因为他始终认为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于敏先进事迹材料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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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这是2014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委员会写给于敏院士的颁奖词。也是对他一生的事迹的最佳凝练。

人生经历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

1944年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在张宗遂、胡宁教授的指导下，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从此至1988年，近30年时间，于敏过起了隐名埋姓的保密生活。

记忆力惊人创奇迹

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当时中国的设备更无法可比，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1967年，中国完成了氢弹核爆实验。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于敏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成为中国氢弹研制中的关键人物。

军事迷们都知道，世界上氢弹只有两种构型，而“于敏构型”就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构型诞生于美国。如此，也能看出于敏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大!

轶闻故事

国产土专家

于敏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在天津木斋中学念，后转学到天津耀华中学。1944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由此而来。

与邓稼先的暗号

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与死神三次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主要荣誉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获光华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4年，国家科学技术奖榜单揭晓，89岁高龄的核物理学家于敏院士捧得象征科技终身荣誉的2014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当钱学森邓稼先等人被挂在教室里励志用时他却长时间属于保密人物，这就是他的水平和贡献。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前苏联用了四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而综合国力尚属落后的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速度之快让许多国家认为这是个奇迹。

2015年1月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5年2月27日，于敏获选“感动中国2014年度十大人物”。

2015年10月13日，于敏被授予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称号。

2018年12月18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获得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于敏先进事迹材料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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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如一滴水，融入大海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感动中国人物于敏事迹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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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聊以自慰了。”“两弹一星”元勋、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如是说。2019年1月16日，享年93岁的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隐姓埋名28载，铸核盾卫和平一甲子，从意气风发到白发苍苍，他将报国之志融入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兑现了“愿将一生献宏谋”的誓言。

如果说痴心事业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体现，那么图强报国就是爱国精神的升华。从于敏“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到程开甲“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再到黄旭华“和祖国的核潜艇事业融为一体”，那些许身报国、奋斗毕生的共产党员，总能在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同时实现自身最大价值。

痴心事业者总是用行动证明自己“图个啥”。李浩一路赶考为强军，图的是“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跃动”;李保国一生倾注科技扶贫，图的是“太行山的老百姓能早一点过上好日子”。为党的事业图谋，为强军事业图谋，所有痴心事业的奉献者都是幸福的、值得的。

“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国家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勇挑重担的担当者。聂海胜把“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们随时准备再上太空”的报国誓言融入航天事业，黄大年把“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的报国之志融入地质事业，钟扬把“只要国家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的报国之情融入生物科学事业。“只要祖国需要，任何专业都可以火焰四射。”铁心报国不分职业种类、职务高低，置身伟大时代，在醉心于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活出归属感与价值感，报国的答卷就一定是精彩的。

国家昌盛，需要每个人争分夺秒，奋斗不止。“不能躺，一躺下就起不来了”，林俊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整理科研资料，像红烛一样，忘我地燃烧到最后一刻。他留下的不只是宝贵的科研成果，更是我们接续奋斗的精神养料。

“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强国强军的新时代，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需要我们奋发图强、真抓实干、真打实备，常思胜战之道，常务兴军之事，将每一份力量都用到助推强国强军的伟大事业中。

中国脊梁“于敏”简要事迹范文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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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一个个闪亮的名字，为人耳熟能详。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惊天动地的贡献，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脊梁;他们与共和国同行，与时代同行，所拥有的家国情怀和人格魅力深深折服国人。

从“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的于敏，到“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献”的袁隆平，再到“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的屠呦呦……这些国之脊梁的科研高度，让人高山仰止，我们可能难以企及他们的专业水准，但他们的精神力量具有磅礴的感染力，能够激励出我们的爱国心、报国志，也能引领我们找到精神家园。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于敏等人所展现出的精神风骨，正是中华民族精神大厦巍然耸立的支撑力。比如，于敏甘于“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张富清战功赫赫，却“60多年来，他深藏功名，埋头工作”;黄旭华在无经验、无技术、无条件的环境中牢记毛泽东“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的嘱托。那么，又是什么支撑于敏等人砥砺奋进?是信心，是信念，也是信仰。

于敏说过，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人生足矣!这样的精神风范让人动容，也让人共鸣。实际上，每一位为国为民的国之脊梁，都有坚不可摧的信仰，也都有润物无声的精神力量。

信仰看似抽象，精神力量看似缥缈，但它们都能让人感受得到，也能激发我们奋发向上。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飞跃，正因为有信心、有信念、有信仰。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应该承认，这些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当年建功立业时条件远没有如今优越，遭遇的艰难险阻也不少，但他们“熬”出来了，成就斐然，这是信仰的力量，也是精神的力量。这对今天的我们颇具启发意义，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这更需要我们扬起信念风帆，培厚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扬起信念风帆，培厚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我们就能更好地凝心聚力，敢于攻克一个又一个的“娄山关”“腊子口”，创造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我们就能更好地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保持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风险挑战;也会更清醒地意识到：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会忘记为什么出发。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无论宝贵精神品格还是崇高价值追求，都熔铸了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的实际行动，我们将走得更坚定从容，我们将更有沛然不可御的文化自信。

“时代楷模”于敏的简要事迹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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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屈辱史。因为落后腐朽，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攫取了众多的权益。好在，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挺身而出，他们前仆后继，不惧牺牲，才将侵略者打败。

而新中国的建立，也更是这些先贤们的奋斗的辉煌成果。但是，虽然山河已无恙，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依然存在，新中国面临的威胁也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尤其是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空前紧迫。

一方面是苏联、美国在经济等方面的孤立、打压，另一方面则是要面对他们的核讹诈，如何保证国家安全也就显得极为迫切。

于敏，中国氢弹之父，从零开始引领我国成功研制出氢弹，使中国成为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也是氢弹研究用时最短的国家。

而在这成功的背后，于敏忍受的是超乎常人的压力，以及隐姓埋名28年的落寞。

中国积弱，立志报国

于敏出生于1926年，彼时的中国军阀林立，民不聊生。一方面，西方列强仍在不断的攫取的利益，另一方面，军阀们互相攻讦，鱼肉百姓。

生于普通家庭的他，好在还能读得起书，就这样他完成了小学学业。当于敏十二三岁的时候，中国的自行车并不普遍。看到同学骑着自行车在街上飞驰，于敏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将自行车借了过来。

骑上自行车的于敏十分开心，在街上一边骑车一边观察周围人的状态。就在车子行进到一个人群密集的街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小汽车，车上坐着一位日本人。

于敏无处可躲，只能停下车子。原本以为日本人不敢撞过来，结果车子一直毫不减速地向他行驶过来。

“完了，可能今天就要丢掉性命了。”这是当时于敏心里唯一的想法。

好在汽车在于敏跟前停了下来，于敏这才保住一条性命。可事情并没有到这里就结束，日本人下来之后怒骂于敏一通，随即扬长而去。

原本是过错方，却因为祖国实力强大而在他国蛮横无理，这在于敏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此事过后，于敏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让祖国变得更强大。

高考后，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在工学院学习两年后，机缘巧合之下转到物理系学习。

有人说于敏因为工学院不能实现报国理想才改专业，也有人说是于敏物理方面的天赋引起物理系老师的注意，这才转入物理系学习。

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改变专业，于敏凭借自己的智慧折服了他的老师。

“于敏是我见过物理最好的一个学生。”这是教过于敏的老师对他最多的评价。

顺利从本科毕业后，于敏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而且是在母校读研，并没有像大多数学者那样出国深造。

当于敏从研究生毕业后，他的能力有了一个合适的施展舞台。

原子核理论奠基人，因祖国需要研究氢弹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等领导人决意研制“两弹一星”。

很快“中国要研发原子弹!”这个消息一出来立刻传遍了世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收到了许多国家的“问候”，不过收到的可不是祝福，更多的是劝阻和嘲笑。

包括中国人在内，许多人并不认为中国能成功制造出原子弹。原因很简单：没钱、没人、没技术。其实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更遑论这还是一个刚刚走出战争泥淖的国度，一个连基本的工业门类都极为薄弱的国家。

而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更犹如冷水一般，难道尚在襁褓中的中国原子弹事业要中断?显然不可能，无奈之下钱三强等人只能组织国内的专家学者，尝试共同攻克这一难题。

彼时刚刚从北大读研毕业的于敏，也正是这个时候加入了这支队伍。

于敏与其他的研究人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没有留学经历。用现在的话来说，于敏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家。可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研究出原子核的理论基础。

毫无疑问，于敏的这项研究对原子弹的制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原子弹就是以此为基础制作的。虽然这项研究成果不是于敏单独完成的，却也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

若是按照正常的发展过程来看，于敏应该会在原子弹上有更深入的发展。可命运就是那么神奇，钱三强突然的一次谈话改变了于敏的命运。

“于敏，你除了原子弹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兴趣?”

“什么?”

“你除了原子弹以外，想不想研究一些其他的武器?”

原子弹虽然制作困难，但好歹曾经接触过苏联的技术，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可氢弹在中国完全是一个空白领域，连材料和原理都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东西。

当知道钱三强想让自己研究氢弹后，于敏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原因很简单，别的国家有中国没有就会挨欺负。

当于敏真正踏入这一领域后才发现，事情比想象中要难上许多。

困难的氢弹制造

别看于敏在原子弹方面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可并不代表着氢弹就能借上力。原子弹反应过程是核裂变，可氢弹却是核聚变，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

至于氢弹具体什么样，谁都不知道，只能凭借着基础知识加上想象力来推演。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每个有想法的人都上台解释一遍，然后大家从中进行可行性的推敲。光是确定氢弹的主要材料就消耗了大量时间。

美国等大国对氢弹材料严防死守，中国也只能自己寻找最适合的材料。当年美国采用的是粒子加速器进行碰撞，将可能的原料都实验一遍，从中寻找最合适的。

这种方法最科学、省事，可他的代价太大了，每次实验都需要上万人参加，费用更是高得吓人。更重要的是，中国根本没有粒子加速器，想实验都不可能。

这时于敏展现了他超乎常人的能力，用一支笔一张纸人工进行推演，最后发现氘化锂是最合适的材料。不过于敏提出氘化锂需要四千万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才能使其达到反应温度，如何给它加温成了随之而来的难题。

有人提议在原子弹外增加氘化锂外壳，这样原子弹爆炸产生的高温就可以达到氘化锂所需温度，而且中国已经制造出原子弹，只要这个设想成功，实验起来应该会容易一些。

这个建议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可于敏并没有发表意见，而是拿起纸笔直接推演，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原子弹爆炸的温度并不会燃烧外壳。

换句话说原子弹爆炸后会发生许多反应，并不是所有物质都在燃烧，可能可能打不到氘化锂所需温度。

即便大家对这个结论将信将疑，可于敏一直以来的能力却不得不让大家接受这个事实，就连当时的组长黄祖洽都有着泄气。

“实在不行将氘化锂加入到原子弹内部，做一个杀伤力大的原子弹好了。”

听到这句话，于敏又拿起纸笔推演起来。原子弹内部的高温足以达到所需温度，加入氘化锂确实可以做出一个超级原子弹。

可当于敏继续算下去时，他发现加入氘化锂后原子弹效果比之前大一千多倍，也就是说这就是氢弹。

这个重大发现极大程度上鼓舞了所有研究人员的心，接下来就是对这个想法进行完善、修改的过程了。

终于在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八个月，而美国用了七年，苏联用了四年。

中国氢弹的研制成功之初，美国人甚至以为是国家机密泄露了。当知道这是中国的自主研发后，惊讶得合不拢嘴。但此时的于敏并没有凭借氢弹扬名天下，反而处于隐藏状态。

一路的艰辛

事实上从研究氢弹开始，于敏就知道自己会改名换姓地隐藏起来，连家人都不知道他的工作。这样做是对他的一种保护，因为其他国家的监听无处不在。

就像于敏推演出氢弹雏形一样，他想向好朋友邓稼先分享一下，顺便让他帮帮忙。可在电话中于敏却用了一套暗语。

“我们打猎打到一只松鼠，还没吃呢，因为想把它做成标本，但现在人手不够。”

听到于敏前言不搭后语的话，邓稼先猜到自己这位好朋友一定是有了重大发现，为了保密这才说起暗语。于是赶紧回答：“我马上过去。”

也正是这种谨慎才使得氢弹只要没有受到太大干扰，可于敏却因此隐藏了二十几年。这二十多年中，他的妻子孙玉芹同样承受着生活的艰巨。

因为丈夫时常不回家，家里大大小小只能依靠孙玉芹一人完成，包括去医院生孩子都是一个人。别人询问丈夫工作的时候，就是孙玉芹最难受的时候，因为她也不知道丈夫是干什么的。

“我最对不起我的妻子。”

这是于敏接受采访时的肺腑之言，前陪伴时间少，后半生却因为身体不好多次被妻子照顾。在于敏为祖国奉献的同时，孙玉芹也在默默地为这个家庭奉献着。

中国脊梁“于敏”简要事迹范文 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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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9日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坐着轮椅，缓缓来到主席台中央，接过颁发的荣誉证书。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耀。

这一刻，距离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雷鸣”——1967年6月17日8时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于敏是一个神秘人物，由于保密的原因，他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直到1999年9月18日，于敏才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在这之前，因为从事工作的保密性，他隐姓埋名长达28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国产专家一号

“在我这里，除了ABC，其它都是国产的……当然要留学，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回来再给国家做点事，但不要到落叶归根时才回来，应该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就回来。”——于敏

1926年8月16日，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各科第一闻名全校。1944年，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后来于敏发现，因为是工学院，老师讲课更强调知识的运用，而他对新知偏偏喜欢寻根探源。他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是，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随后考取研究生，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很快，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这期间，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曾有一位日本专家来中国访问，听了于敏关于核物理方面的报告后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于敏风趣地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是国产的!”这位日本专家赞叹道：“你不愧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感动中国人物于敏事迹 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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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废寝忘食。“百日会战”令人难以忘怀。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在他的组织和部署下，氢弹理论得以突破。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氢弹试验取得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用了2年8个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保持着谦逊。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人物事迹材料 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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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砺就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世界;一个名字，隐形近30载。

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终成一番大业。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9月17日，于敏的荣誉簿上又添重要一笔——“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生前面对荣誉，于敏始终淡然处之，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半个世纪与核共舞，干着惊天的事业，名字却“隐形”长达28年。

肩负重任，祖国的需要高于一切

“55年前，我从莫斯科留学回来后进入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接触到于敏，从核武器到激光研究，我和他一直密切配合，并在他的指导下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告诉记者，于敏比自己大12岁，理论部有一个传统，都不称官衔，当时大家叫于敏“老于”。

杜祥琬说，非宁静无以致远，是老于生前特别喜欢的格言，也是他事业和人生的写照。

1961年1月，于敏迎来人生中一次重要转型——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在杜祥琬看来，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这次转型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尽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务，从此名字“隐形”长达28年。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只有于敏未曾留过学。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称他是“土专家一号”。于敏对此颇多感触。“在我国自己培养的专家中，我是比较早成熟起来的，但‘土’字并不好，有局限性。”于敏说，科学研究需要各种思想碰撞，在大的学术气氛中，更有利于成长。

由于保密和历史的原因，于敏直接带的学生不多。

培养的唯一博士蓝可毕业时，于敏亲自写推荐信，让她出国工作两年，开阔眼界，同时不忘嘱咐：“不要等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百日会战，形成氢弹设计方案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

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理论部几十位同志一起去上海华东计算所做计算物理实验，计算哪一个氢弹原理是可行的，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

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

核武器的结构有很多层，各种材料爆炸以后，每一个时间点、空间点上，都有它的温度、速度、压力、加速度等物理量。于敏突然发现，某个量从某个点开始突然不正常了。大家马上去查原因。杜祥琬去查方程、参数，没有发现错误;做计算数学、编程序的人去查原因，也没发现错误。最后检查发现，原来一个加法器的原件坏了，换掉这个晶体管，物理量马上就正常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敏高人一筹的地方，就是对物理规律理解得非常透彻。他总是那个能踢出临门一脚的人。”杜祥琬说，“尽管老于不愿称呼自己为‘氢弹之父’，但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他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终，于敏挑出了3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并且剥茧抽丝，让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和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爆炸成功，创下最短研究周期纪录

于敏从事的是武器理论设计，但他对实验相当重视。为了研制第一代核武器，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着疲弱的身子来回奔波。

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于敏高原反应非常强烈。他每餐只能吃下一二两米饭。食无味、觉无眠，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有时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到技术问题解决后才离开基地。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卷起沙尘，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戈壁滩。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他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长长地舒了口气。

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氢弹爆炸成功，我国仅用时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是一记漂亮的反击。

敏锐严谨，让核武器科研少走弯路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于敏承担的全是体现国家意志的科研任务，不能有丝毫的疏漏和马虎。

“他多次说，要防止‘落入悬崖(指风险区)’，防止功亏一篑。”杜祥琬说，老于的治学作风极为严谨，这不仅是科学家的一个基本素质，也源于他对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

第一颗氢弹只是试验装置，尺寸重量较大，还不能用作导弹运载的核弹头，属于第一代核武器。要与运载装置导弹适配，核装置还必须提高威力并小型化，发展第二代核武器，难度大大增加。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种种原因，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科技骨干相继调离，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领导突破二代核武器初级和次级原理，发挥两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决策、把关。

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对核武器发展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1/25。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要好几年才能缓过劲来。老于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杜祥琬至今保留着1992年的一份谈话记录。“当时我起草了一份事关重大的‘决策建议’初稿，送老于阅改，他对其中几个不确切的提法，一一作了修改，并说明了修改的道理。”在杜祥琬看来，对这种科学性很强、责任又很重的工作，严格和谨慎是绝对必要的。“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越来越意识到抑制学术浮躁的重要性，我没有问过于敏，但我想，他也许根本不知道‘学术浮躁’为何物。搞学术怎么可以浮躁呢，浮躁怎么可能作出真正的学术成果呢?”

氢弹之父于敏英雄事迹 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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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氢弹技术是各个核大国的最高机密，没有参考借鉴，中国的氢弹研究是彻底白手起家。因于敏的工作内容较为特殊，在28年时间里，他的名字曾是绝密，直到1988年解密。连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百日会战”：跪在地上做研究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速度世界第一。

“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西方科学家评论。

巨大的成功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全国仅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95%的时间算原子弹，5%留给氢弹设计。

1965年9—11月，上海。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来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对加强型原子弹进行优化设计。这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试验成功的这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他早已成竹在胸。

“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为了真理，他曾拍案而起：

1971年，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由于某型号试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被军管会定性为“理论长期脱离实际的恶果”，进而在“学习班”上对理论部横加批判。时任理论部副主任的于敏分析出实验失败是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从模型和原理上提出修改设想。

然而，这却完全违背了军管会定下的表态基调，在变本加厉的威逼胁迫下，一向温文尔雅的于敏竟拍案而起，“我不会同意你们的说法，那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事后，他对一同工作的胡思得说“顺了他们的意思，的确很好过关。但那是对不起真理，经不住历史考验的。”事实胜于雄辩，后来按照于敏的改进建议，实验得到技术上的修正并实现了成功。

对《出师表》，泪流满面：

1984年的12月，新疆核试验基地。零下三四十度的天气，早起刷牙拖鞋都会被冻在地上。

这次实验，参试人员都倍感压力。一次讨论会，大家刚刚坐定，心有触动的陈能宽忽然吟诵起诸葛亮的《出师表》“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场的于敏也来了兴致，一人一句地接下去，狭小的会议室安静得没有其他声响。到后来，只听于敏一个人在吟诵，“夫难平者事也!……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那次原理实验的圆满成功，为我国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学家于敏的感人事迹 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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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的自白。于敏，这个名字过去数十年里曾经一直是一个秘密，如今已成为一种精神的代名词。

1926年出生于天津的于敏，自谓青少年时代在一种“亡国奴的屈辱”中度过。内向、好静思的他，喜欢科学，而且对科学有一种特殊的寄托。1949年他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取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所器重，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集中攻关原子弹，并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翌年1月，钱三强请于敏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虽然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比原子弹复杂得多。

于敏喜欢做基础研究，自认为不适合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不过，他没有犹豫，“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

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以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研究问题，而且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氢弹研制进入冲刺阶段。1965年1月，于敏和邓稼先、周光召等科学家一起，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氢弹原理作进一步探索。他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形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当他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向大家报告时，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一致。试验成功的那天晚上，于敏“睡得很踏实”。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西方科学家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婉拒了：“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氢弹技术突破后，于敏曾想过离开，回到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他认为，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于是，他把后半生献给了我国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以及其他核武器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于敏曾经直言，“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这位喜欢古诗词的科学家，向往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和“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仰慕文天祥威武不屈和“留取丹心照汗青”，教会孙子的第一首古诗词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正如他心目中的这些英雄，于敏在事业上鞠躬尽瘁，在科学上唯实不唯上。与于敏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毕生信奉“宁静以致远”的于敏，如此解释他心中的那片宁静：“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今年1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于”的于敏去世。老于走了，但这种情怀和精神永远地留了下来。

于敏两弹一星元勋人物事迹 篇13

阅读小贴士：本篇共计987个字，有11个段落，预计默读时长4分钟，朗读时长6分钟，慢速需要8分钟，有108位用户喜欢。

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领军人物、中科院院士于敏被授予了中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6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只要国家需要，于敏都欣然从命，并不断在新的领域取得突破。于敏说，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人生足矣!

时间回到50多年前。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为核弹家族的一员，原子弹，中国有了。但是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指威力更大的氢弹，氢弹成为新中国核弹家族亟待补充的重要一员。当时正在中国近代物理所进行理论研究的于敏，接受了一项国家重任，在重重技术封锁的国际环境中，从零开始研制氢弹。

于敏：氢弹既有工程问题，又有技术问题，又有科学问题。是三者都有的一种尖端技术，所以要学的东西很多，我不懂的东西很多。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于敏很快扎进去掌握了氢弹的相关知识。一年后，于敏根据上级指示调入核武器研究院，带领部分同事去上海出差，利用那里的计算机集中力量攻克氢弹原理。他带领大家选择出了三个最有可能实现突破的模型进行验证。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杜祥琬：有一天就很有趣呢，他就说这个物理量不对了。我们去查了查没有错误啊，逻辑上、指令上有没有错误，查也没有错误。就这么追。最后发现了一个晶体管坏了，把这个晶体管一换全部这问题就解决了。

于敏洞察入微的能力对氢弹模型最终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三个月的紧张测算，一个无可挑剔的运算结果出现了。这三个月，也成为中国氢弹史上最著名的“百日会战”，载入史册。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试验成功的这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他早已成竹在胸。

于敏：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我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成为世界上研制出氢弹速度最快的国家。

在于敏的床头，我们能看到他摆放整齐的各类专业书籍和他最爱看的三国演义。诸葛亮的名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成为了他一生的座右铭。

于敏：我觉得作为一个科研人员，这个淡泊名利就是自己完全遵守科学的规律，科学的这个态度，这个不会被物欲所惑，外面有什么物欲，不要被它所迷惑，不为权势所屈。

科学家于敏的感人事迹 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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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脑袋永远20岁”、名字长达28年都是绝密的“非著名科学家”老于同志，还是走了。

2019年1月16日13时35分，于敏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发布这条讣告时，在于敏的名字前加了8个身份，每一个都熠熠生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技奖、改革先锋称号、全国道德模范称号获得者。

细心的人可能会发现，这里面并没有“中国氢弹之父”——尽管这一说法流传甚广，就在今天于敏去世时，它也是媒体引用、朋友圈传播最多的词之一。

1961年，于敏在原子核理论领域的研究渐入佳境，但在与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一次谈话后，开始转入氢弹原理研究和核武器研制。

当时的研制起点是：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还有年轻的于敏和30多位同样年轻的科研人员，以及他眼中自强不息的信念。

这一干，就是40多年。

1967年6月17日，我国使用图16轰炸机空投完成首颗氢弹的爆炸，轰鸣声响彻地球。那一年，于敏不过41岁。

41岁的年轻人，并没有立即收到来自全中国的鲜花或掌声。相反，外界并不知晓谁是中国氢弹背后的英雄，更不知道于敏是何许人也。

时隔多年，于敏华发稀疏，当他再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这样的肺腑之言至今仍掷地有声。

上世纪80年代，于敏获得全国劳模称号时，他的名字才算真正解密。

老于，是同事和晚辈们私下的叫法。

那一年，老于和同事创造出的价值，终于能和中国氢弹一样，在爆炸瞬间让所有人都记住了：就是他们，仅仅花费两年零8个月的时间，就让中国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

老于，和他同时代的老科学家们，用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深藏功与名”，以及强大的科研实力，护佑着祖国的和平和安宁。

老于被推到了“首功”的位置，民间也流传着“于敏构型”的故事，说五大拥核国家的氢弹理论模型只能分两类，中国的和外国的。中国能够以最快速度实现从核裂变到核聚变的飞跃，关键是于敏的物理贡献，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今天，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讣告后附了一篇于敏的生平，其中也写道：于敏以他超乎寻常的物理直觉，能在复杂纷乱的现象和数据中理出头绪找到关键，在氢弹研制许多关键性问题上，于敏都作出最主要的贡献，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氢弹之父”。

老于过去总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全部的工作”。

他认为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这是从事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品格。”

在学生蓝可眼中，他似乎永远都是那个让人惊叹“脑袋瓜灵”的老于，“脑子永远只有20多岁”。

一年前，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蓝可。那几天，正赶上老于身体不好，一度处于半昏迷状态。蓝可去医院看老于，从书包里掏出一摞材料，准备讲讲最近所做的物理实验。

老于的眼皮一抬，射出一道锐利的目光，但同时警报也响了——监控仪显示，老于的血压从140忽然飙升到208。

10分钟后，老于的血压才恢复。

这段故事后来被记录在《中国面壁者》一文，引发不少读者共鸣。

蓝可说，老于就是为了科研而生的。

至于“中国氢弹之父”那些虚名，老于则轻轻一挥手，从不以此自居。

国家功勋模范于敏先进事迹 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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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于敏就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理论研究的开展。

1986年初，邓稼先和他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对我国所处发展阶段作了准确估计，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了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如今，于敏虽然认为自己已经“垂垂老矣”。但他仍然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他认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不是实战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使得核对他没有威慑性。去掉了对方的威慑，就是新的垄断。

“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五十年代，就要受核讹诈。但我们还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们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威慑。”他说。

于敏两弹一星元勋人物事迹 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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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这个名字，很多人并不熟悉，因为他曾经“隐姓埋名”30年之久。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于敏才进入公众视线。连他的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秘密”和“隐身”背后，是我国的核武器氢弹研究。正是“于敏”组织领导的攻关小组，找到了氢弹技术的突破途径，完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氢弹方案。今天，88岁的于敏院士，坐在轮椅上，接过了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项。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于敏的一生，或许“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最贴切的。

今年88岁的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少时凭借聪慧勤奋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像很多有抱负的莘莘学子一样，大学为于敏开启了一扇物理之门，然而不同的是，走过这扇门，这个由本土培养的科学家带领着他的攻关组，又为祖国推开了“氢弹”之门。

1967年6月，我国西北罗布泊上空，蔚蓝色的天空骤然升起一团炽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几百个太阳还要亮的光芒，急剧翻滚的烈焰腾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中国人从此拥有了氢弹，当量330万吨级，于敏这个名字从此也与中国氢弹技术紧紧连在了一起，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赫然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目前全世界只有两种氢弹构型，美国的T-U构型和中国的于敏构型。说起当年，于敏淡淡的笑着：

于敏：大家都非常的高兴，我当然也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