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事迹材料（9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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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事迹材料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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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德1915年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参加红军，在炮火硝烟中成长为一名坚强的红军战士，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红军中，他作战机智勇敢，曾在一次战斗中创造一人夺得2挺机枪的战绩，先后多次负伤。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1936年到陕北后，入云阳荣誉军人学校学习和养伤。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一切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党叫干啥就干好啥。

张思德对待革命工作总是认真负责，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平凡的工作中实践着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38年春，他被调到云阳八路军某部留守处警卫营担任班长。1940年春，调中央军委警卫营任通信班长。工作中，他总是承担最困难、最艰苦的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全班战士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1942年11月，部队合并整编，干部精简下派，一些连排干部要去当班长，多数班长、副班长要当战士。张思德调中央警卫团1连当战士，他毫无怨言，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不久，他被调到延安枣园，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工作的地方执行警卫任务。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警卫工作中，为了保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有个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经常主动为驻地打扫卫生、铺石垫路、修补窑洞，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他还经常帮助战友补洗衣服、编草鞋、喂战马、挑水烧火、采药防病、站岗放哨，带头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劳动，全心全意地干好每一件革命工作。

1944年初，张思德响应党中央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主动报名参加中央机关组织的生产小分队，到离延安70多里的安塞县生产农场，被选为农场副队长。同年7月，进安塞县山中烧木炭。他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怕苦、不怕累，哪里最苦最累，他就出现在哪里，每到出炭时总是最先钻进窑中作业。9月5日，天下着雨，张思德带着突击队的战友们照常进山赶挖新窑。中午时分，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危急时刻，张思德一把将战士小白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1000多人，在延安凤凰山下枣园沟口的操场上举行张思德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献了花圈，亲笔题写“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悼念讲话，对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境界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这篇讲话经过整理后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讲演的主题“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这个宗旨，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

有关爱国主义的现代事迹材料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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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原名彭德华。湖南省湘潭县人。一九一六年入湘军。一九二二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在湘军任营长、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领导平江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及军团前委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方军司令员，陕甘支队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司令员，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副总司令员)，中共北方局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六、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爱国主义历史人物事迹材料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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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

1986年10月2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叶剑英诞生在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当时革命潮流疾风骤雨般地不断发展着。在风云变幻的年代，在中国革命的关健时刻，面对危难，叶剑英忠贞不惑，洞察局势，无私无畏，机智果敢，力挽狂澜，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叶剑英早年就在革命阵营的领导机构中工作，充分发挥了一个革命活动家的重要作用。1922年陈炯明政变，孙中山广州蒙难，他率部同叛军英勇作战，力保中山先生的安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他冒着生命危险，将汪精卫阴谋消灭贺龙、叶挺部队的密息，火速通知贺、叶等同志，使他们及时率部脱离九江，开往南昌，顺利地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随后，他又参加领导了广州起义。1935年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主义，使党和红军处于危险境地，在这紧要关头，他坚决维护革命的根本利益，把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电令及时报告毛泽东，使党中央能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抗日，胜利到达陕北。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篡夺最高领导权。在这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峻时刻，他又挺身而出，同中央政治局一起，采取断然措施，粉碎“-”，结束了“-”这场灾难，再次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疾风知劲草，极荡识诚臣。”叶剑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表现了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毛泽东曾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句话来赞誉叶剑英，确实十分恰当。

叶剑英是我军有名的“儒将”，他阅历丰富，学识渊博，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在政治上、军事上以至文学上造诣都很深。而他的晚年，特别是年逾古稀之后，更是波澜壮阔，瑰丽辉煌。他在《八十书怀》中曾写了“老夫喜作黄昏颂，满日青山夕照明”。81岁时，又在题诗中写道：“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这些气度非凡的诗句，如今已成为广为流传的格言。

爱国主义历史人物事迹材料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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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才华出众，加上长得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因此拥有大批的粉丝。虽然苏东坡“星途坎坷”，但这些忠实的粉丝却一直追随，对他不离不弃。

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喜欢到西湖游玩。有一天，苏东坡游览西湖时，忽然着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驾船追了上来。苏东坡不知其来意，一时愕然。女子激动万分地说，她自小就仰慕苏东坡，但一直无缘相见，现已嫁为民妻，今日亲眼看见自己的偶像，也了却了多年的愿望。之后，美女粉丝给苏东坡弹奏了一曲古筝，便驾船翩然而去。苏东坡无比感慨，为此，他写下一首《江神子》。

苏东坡谪居黄州时，有一个叫李琪的粉丝，非常想要苏东坡的签名墨宝，但一直没有机会。多年过去了，李琪仍拿不到偶像的签名墨宝，眼看苏东坡就要调离黄州，她心急如焚。离开当日，黄州官员设宴为苏东坡饯行，宴席就设在李琪所服务的酒店。真是天赐良机，李琪决定豁出去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苏东坡酒兴正酣。看到时机成熟，李琪便捧着酒杯跪拜在偶像面前，随即拿出自己的随身汗巾，求苏东坡签名墨宝。苏东坡倒也爽快，让李琪取来笔墨，挥手便在汗巾上写道：“东坡七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到此，即掷笔袖手，复与宾客谈笑。只写两句?这可把李琪急坏了，于是她再次跪拜，求苏东坡再续。苏东坡大笑，接着写了两句：“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书毕，在座宾客无不击节赞叹，李琪也了却多年心愿，激动得流下眼泪。

苏东坡59岁时被贬至惠州，当时，他的邻居温氏有个女儿叫温超超，年方16岁，貌美如花。在当时，16岁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但温超超的眼光极高，任提亲的踏破门槛，她就是不肯嫁人。直到苏东坡被贬谪到惠州，她才算是找到了意中人，她高兴地对人说：“嫁人只嫁苏东坡!”于是，每天晚上，温超超不顾其淑女形象，愣是翻过高墙，来到苏东坡窗前听他吟诗诵读。一个晚上，窗外的温超超被苏东坡发现了，慌乱之中，温超超马上就-跑回家中。苏轼跟踪寻到温家，问其缘故。温父无奈地告诉了苏东坡实情。苏东坡并不是好色之徒，他答应温父，要给温超超找到一个好归宿。但天有不测风云，不久，苏东坡就又被贬到海南儋州去了，此事也因此不了了之。到苏东坡遇赦放还，途经惠州时，温超超已经抑郁而终。

在京城的皇宫里，苏东坡的粉丝也不在少数。当时，皇宫中的皇太后、皇后、公主和不少宫女都是苏东坡的超级粉丝。她们对苏东坡的一贬再贬非常愤慨，但始终无能为力。北宋元丰年间，“乌台诗案”案发，苏轼被逮捕下狱。宋神宗当时也是苏东坡的忠实粉丝，看到自己的偶像入狱，神宗为此闷闷不乐。后来，皇太后向宋神宗哭诉，搬出了当年宋仁宗“吾为子孙得两宰相”的祖训，为苏东坡说情。最终，宋神宗决定对苏东坡从轻处理。所谓的“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其实就是前任皇帝宋仁宗对苏东坡爱戴有加的一个体现。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宋朝疆域之外，也有苏东坡的粉丝。有一回，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出使辽国，在辽国，苏辙惊奇地发现，辽国人常常向他打听苏东坡的情况。后来，苏辙在给苏东坡的信中写道：“谁将家谱到燕都，识底人人问大苏。”由此可见，苏东坡在辽国也有极大的影响力。当时高丽国有两个兄弟，也是苏东坡的忠实粉丝，他们分别取名为金富轼、金富辙。轼和辙，正是苏东坡兄弟的名字，由此又可见，苏东坡被外国人崇拜的程度。

爱国主义事迹材料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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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

徐特立断指血的书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

爱国主义历史人物事迹材料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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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人，通常羞言金钱，以“铜臭味”鄙视之。故不少优秀的文人墨客，都不事生产，不谙经营之道。但也有例外，既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又具备超人的经济头脑，懂得理财。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对房地产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好几次牛刀小试，便获利不菲。其点子之准，下手之稳，就算现在的炒房高手，也自愧不如。

康有为流亡海外多年，其间得到了许多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这是他得以周游列国的重要经济保障。但他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赚了不少钱，特别是在房地产上屡有斩获。

比如1906年春节期间，他访问墨西哥，受到当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在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车轨道经过的地方，必将成为人气旺盛的商业圈，地价必定随之飙升，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赚钱的机会，便大量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没过多少日子，这些地价果然上扬了好几倍，他轻轻松松获得了10多万银元的赢利。

应该说梁启超也是赚钱的好手，早在1898年就以“保皇会”的名义，用入股的方式向海外华侨集资，在上海创办“广智书局”和“新民丛报社”。他凭借自己的知识资源，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一年收益上万银元。当时康有为因逃避清政府追杀而避居印度吉大岭，经济陷于窘境，他得知后马上汇出1800银元，资助康有为。

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康有为在墨西哥的房地产上狠赚了一笔之时，梁启超的“广智书局”却陷入亏损的窘境，康有为得知后马上写信询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启超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元。”康有为立即汇出5000银元：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元，给梁启超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元，给梁启超的兄弟学费1000银元。出手之阔绰，堪与当今那些房地产老板媲美。“康梁”在政治上结为同盟早已美名远扬，在经济上互相施以援手，也传为佳话。

康有为晚年经济状况非常富裕。1913年康有为55岁那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广东政府发还了被清朝政府抄没的康氏家产，并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流亡15年的赔偿。资本贵在积累与增长，康有为非常清楚这一点，通过炒房地产来获利，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于1914年6月定居上海，租赁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8年。这期间他看到上海房地产的升值潜力巨大，便马上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没过多久，上海的地皮飞涨，康有为又大赚了一笔。接着他又投资交通干线附近的房产，同样获利颇丰。

1921年，康有为在愚园路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十分豪华。晚年时他还在别处修建、购买了3座别墅，分别为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的“天游园”。“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才建成。“莹园”建成后转让给别人，属于短线投资项目。青岛的“天游园”原来是总督楼，康有为购买后加以改扩建，他的生命最后终结于此。

爱国主义历史人物事迹材料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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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8月，在安徽怀宁，一场门当户对的盛大婚礼正在举行，宾朋欢呼中，18岁的陈独秀和时任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大众三拜九叩成亲了。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作为将门闺秀的高大众恰好比陈独秀大三岁，无论家世和相貌都无可挑剔，而少年得志的陈独秀也前程似锦。这是一段被格外看好的婚姻。

最初，年少夫妻倒也说得上琴瑟和鸣。十年间，高大众为高家添了三男两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婚后，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在杭州求学的陈独秀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因受通缉，最后逃亡日本。回国后，陈独秀就成了高大众眼中的“怪咖”，而在陈独秀眼里，妻子高大众也成了彻头彻尾的“古董”。自从母亲去世后，陈独秀就很少回家，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几乎放弃了平常人世的天伦之乐。聚少离多，再加上个性和才情的天渊之别，夫妻之间越发人疏情薄。

作为一个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妻子，高大众希望丈夫能安分守己，所以她对陈独秀的所作所为极为排斥，甚至加以阻拦。得不到理解和安慰的陈独秀，偶尔回来面对的也是无休止的唠叨和数落，这使得他更对这份包办的婚姻和旧式的妻子充满厌恶。于是，家庭失和，口舌之争在所难免。日复一日，家，再也不是让人栖息安生的场所，情，冷漠之后就成了禁锢自由的监牢。

就在他们的婚姻陷入僵局之际，一天，高家迎来了位意外之客——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众，小姐姐10岁，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性格活泼，热情奔放。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对姐夫发表的作品尤其钟爱，带着仰慕和崇拜，她走进了陈独秀死水般的婚姻生活。

陈独秀原本对这些世俗的亲戚关系并不上心，但高君曼时尚的装扮、灿烂的笑容、新潮的思想和不凡的谈吐还是让他耳目一新。于是，高君曼借着各种机会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在密集相处中，陈独秀被她新式女性的一切行为惊喜着。在高大众眼里，妹妹的到来也许能给这个家庭带来生机，她从不怀疑丈夫和妹妹的交往会出现任何问题。可感情是一把燎原的火，稍有风助，则不可遏制也难以浇熄。

一颗求教上进乃至产生爱慕的粉丝之心，一颗急于冲破藩篱寻找慰藉方向的自由之灵，在一来一往的碰撞中，探讨变成了约会，亲情转向了爱情，情感在一爱一慕中升华，日子在分分秒秒中难舍，等他们警觉到危险性时，彼此已泥足深陷，难以自拔。

面对接踵而至的风言风语和世俗家族的压力，思想前卫的高君曼毫不在意，而乐于打破束缚的陈独秀也不顾人言，非议反而让离经叛道的两个“忤逆者”抱得更紧。各种打压扼杀无效后，高调“自由恋爱”的他们被逐出家门。

1910年，怀着对爱情的向往，他们一同来到杭州，正式同居。彼时，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打扮入时的高君曼陪伴在侧，他们出访高朋，听琴作诗，“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新欢良宵短，旧爱寂寞长。面对丈夫的背叛，妹妹的掠夺，在老家恪守妇道的高大众饱受锥心之痛但又无计可施，只能忍辱负重，如往常一样上孝公婆，下抚子女。她没有大吵大闹，更不想家丑外扬，只是整天悲郁哽咽，闭守房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陈独秀被任命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高君曼陪他重回安徽。很快，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面对追捕不得不再一次逃离家乡。在辗转逃命的岁月里，高君曼不离不弃，饱经风霜，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重任。只是动荡的生活击垮了她的身体，她患上了肺结核，整日咳血不止。但她并不后悔，真正让她心寒齿冷的，则是陈独秀对家庭关系的偏执。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大众所生的两个儿子前来谋生，作为姨母和继母，高君曼想把孩子们接到家中食宿，没料想陈独秀坚决不允，并骂她“妇人之仁”。见陈独秀如此不近人情，两人开始争吵，后来，竟然动了手。

因为长期生病，从1922年起，已转战北京的陈独秀开始对高君曼逐渐冷淡，并且外面盛传他另有红颜，心高气傲的高君曼怎受得了如此对待，心灰意冷之下于1925年带着儿女移居南京。自此离别，一南一北，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1930年9月，高大众在老家走完此生的第55个春秋。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时光荏苒，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家族依旧对她鄙恨难泯。一年后，孤立无援的她旧病未愈又添新疾，最终病殒南京。

在陈独秀的一生里，一共有四段感情，高君曼离开后，他与一名女医生施芝英渐生情愫，并公开同居。晚年落魄之际，陪伴他走向生命终点的则是一位相差30岁的女士潘兰珍。1942年，陈独秀在重庆病逝，弥留之际他也许才终于明白夫妻间同甘共苦、永不言弃的意义。只是，面对陈独秀情感的过往，那一对风姿卓绝的高家姐妹花，虽然个性截然不同，但殒灭的悲惨命运又何其相似。

有关爱国主义的现代事迹材料 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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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12月1日生，字玉阶。四川仪陇人。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后在滇军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曾参加护国、护法战争。1922年赴德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到苏联学习军事，次年回国。1927年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1928年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同年4月，率起义军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30年起，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春和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 严正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坚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长征途中，对张国焘的分裂红军和叛党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转战晋察冀鲁豫等省，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1940年冬，提出“南泥湾政策”，对发展大生产运动，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随后又和毛泽东一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为-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11月至1955年5月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是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59年4月起任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有关爱国主义的现代事迹材料 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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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用人格影响我们，正如战争中的赵一曼同志用心中的爱国热情影响后代。

赵一曼负伤被捕解到哈尔滨后，日寇和伪满的警察头目立即对她进行审讯。此时，她伤口不断流出的鲜血湿透了棉衣，依然滔滔不绝地痛斥日寇侵占中国东北的暴行。负责审讯的日本特务恼羞成怒，竟用竹签从她的指甲缝中钉进去，用鞭子狠戳赵一曼的伤口，使她几次昏死过去。日寇将她送到医院，伤势刚好一点，日寇又在病床前审问，赵一曼依然坚不吐实，日寇拳打脚踢，她的伤口再度破裂，又昏迷过去。医护人员甚至包括看守的警察都对她产生了敬佩。

赵一曼临刑前一天，给“宁儿”写了一封遗书，读来催人泪下——“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她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爱国，她尽到了母亲的责任，尽到了身为中国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