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 开展破除思想障碍，破解发展难题心得体会
作为一线柜员，拥有良好的服务意识，优质的合作精神，明确的社会共识，这些固然重要。但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种优胜劣汰的社会里，我们要不断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创新意识，以单位利益为目标，以内控为前提，达到自我完善。
在工作岗位上，我们不能只限于千遍一律的工作模式，而要主动与客户做沟通，一个温馨的微笑，一句热情的问候，一个友善的举动，一种真诚的态度能增进彼此的沟通和友谊。其中我们会碰到有些客户因不懂怎样理财，几十万都放在借记卡或信用卡中；其中我们会碰到有些客户大把资金要存定期到别行……我们可建议其存定期或适当推出理财产品……其实很多客户都是潜力客户，我们要努力挖掘，使其发展成为我们的优质客户，并且维护好。
很多时候，是我们考虑事情太主观化了，其实只是敢于“说“的问题罢了。我们要有敢于先行先试的勇气，有敢于不怕碰壁的耐力，有敢于创新争先的劲头，有敢于担当风险的魄力。如果我们想都不敢想，凡事都搬条条框框，墨守成规，都“左顾右盼”，用思想自己束缚自己，就根本不能干成什么大事，更谈不上”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因此，我们要所学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谋划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促进快速发展的政策措施，深刻分析优势与不足，深刻反思精神状态上的差距，把思想从不适应、不科学、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认识中解放出来，进一步开阔眼界，开阔思路，增强时代紧迫感与责任感，使之成为更新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思路，形成科学发展强大动力，加快业务发展提供思想基础。
第2篇 解放思想大讨论心得论文：论解放思想与破除禁区
解放思想是在文革期间到文革结束的一段时间里迷信盛行的背景下提出的，按照邓小平同志的理解，解放思想就是破除迷信。中国当时最大的迷信就是“两个凡是”。“文革”十年浩劫结束，但由“文革”（或更早一些的反右）形成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依旧统治着中国，“文革”并没因形式上的结束而结束。“两个凡是”的完整表述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的遵循”⑴在这样的历史转折时刻，小平同志鲜明而果敢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⑵，他在谈话中说，“两个凡是”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应当抛弃。正是得力于邓小平同志等一批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才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迷信来自本本、迷信来自教条、迷信来自禁区。“迷信盛行”不仅造成了体制机制的僵化，更重要的是造成了人们没有独立意思、没有批判思维和没有创新精神的“万马齐喑”，这就是“雷池”和禁区。正是因为禁区的存在，加之我们曾经的非常严厉的打棍子戴帽子⑶，随大流就成了普遍的选择，敢于挑战本本、敢于冲破禁区的人就成了“大逆不道者”。因此，解放思想其实是与冲破禁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先触及思想领域、体制领域“禁区”的人正是邓小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⑷（凡未注引文的均出自这篇文献）。在这个报告里，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因此需要全党全民通过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冲破思想的牢笼――这就是解放思想的背景之一，同时也是解放思想的前提之一。这是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关于“禁区”和“打破禁区”的提法。紧接着第二年的1979年3月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一方面提出并强调坚持四顶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另一方面，继续他关于“禁区”和“打破禁区”的说法。他指出，在思想理论工作方面“禁区太多”⑸。那么为什么邓小平要在这个问题上反复陈说呢？因为许多“本本”、“教条”以至迷信，其实是从设制禁区开始的。现举一个经济体制方面众所周知的例子。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理论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由三根支柱来支撑的，一是公有制、二是计划经济、三是按劳分配，凡与这三根支柱相背的就是“反社会主义”。而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到其建立，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历程，其中有多少禁区，又有多少曲折和磨难！
中国自改革开以来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冲破禁区所赢得的。经济领域里的改革正是在计划经济较薄弱的农村打开的，而在农村冲破原体制设制的禁区是在所有制（或所有制的实现方式）上取得的，即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立下的契约开始⑹。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民间，一股蓄势待发的冲击禁区、打破迷信思想解放浪潮已经到来，起点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集大成者应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在全会上着重讲了四个方面：一、解放思想；二、民主；三、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讲话的第一部分就是讲解放思想，而且邓小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为什么呢？由于本本、教条和禁区太多，导致整个执政党和整个民族思想僵化。那么“思想僵化”引出的问题是什么呢？邓小平说了一段直到今天依然振聋发聩的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好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了，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同志给了这篇讲话极高的评价。同志说，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是“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⑺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和重新学习这篇重要文本，既让我们更加了解改革初期的复杂局势和艰难险阻，更坚定了我们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和破除迷信的决心。温家宝同志在十一届人大会结束答记者问时，按照党的十七大对解放思想的总体要求，重申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温家宝同志说：中国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将永不停止”,而且要从三个方面继续深入。一要“继续破除迷信，反对本本主义”；二“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要有独立思考、批判思维和创造能力”。⑻在这“三要”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信息：改革开放进入纵深地带仍然要反对本本主义、破除迷信，同时提倡并号召全党和全民应培养起独立思考精神。也就是说，尽管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谱写了“自强不息、顽强拼奋进和新的壮丽史诗”⑼，但是，本本、教条和迷信仍然是我们继续前行的重大障碍。
那么哪些是或可能是今天的本本、教条、禁区和迷信呢？
我们重新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对此的论述。
一、关于党内民主和民主。由于党内民主在文革中被践踏，“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而且还冠冕堂皇地冠以“党的利益”、“党的纪律”，因此邓小平指出，首先“要在党内造成一种风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⑽为什么要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呢，就是要还民主于党和还民主于民。因此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⑾，只有这样才能使“公民的权利”、“党员的权利”得到保障，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这样的保障是“必须”和“坚决”的。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在邓小平看来，解放思想是需要一种场景一个平台，这种场景和平台，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民主本身。换句话讲，只有实现了民主，解放思想也才有了保障。尽管民主与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探索、前进，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⑸。为什么邓小平如此重视这一问题呢？原因是“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⑸。其实，在中国几十年的实践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沉痛的教训，而且实行起来又艰难无比。十七大报告中则把人民民主上升到“社会主义的生命”的高度，并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⑼。重新学习邓小平关于民主的重要论述，我们对民主的期待不能止步于“民主是一个好东西”，而是应在邓小平开创的理论和实践上，让关于围绕民主所设置的教条、禁区和迷信不再成我们大力推进民主的障碍。
二、关于体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不过，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实绩却是在经济上首先得以突破的。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在经济体制所进行的改革是有目共睹的。它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让中国人切实受惠，而且惠及世界，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尽管我们在经济生活方面还有许多待改善的地方，尽管世界一些势力还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持观望、怀疑、嫉妒态度，但没有人否认中国经济连续增长所创造的奇迹。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同志也有过许多深入思考，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中期，小平同志对此有过许多论述。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作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全面地论述了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他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⑿按照邓小平的说法，经济体制的改革出了问题是因“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⒀引发的。因此，“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⒁。
三、关于思想领域。孔子就曾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⒂，无论是西汉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还是清朝的文字狱，以至到了文革期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实际上，都是对思想的控制与钳制。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的狂飙猛进，正是从人本和科学两个层面展开的冲破思想牢笼的思想解放。在那个时代，所有禁区都在冲击之中，所有迷信都可以打破。从中国近现史上看，倘若不破迷信不打破禁区，就没有荡涤陈旧礼教的五四运动，也就没有新文化文化的兴起，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伟大结合。在思想领域里，思想解放的先驱们，外国人如哥白尼、伽利略等，中国人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他们除了敢去盗天火外，也敢于“以身试禁”。邓小平同志更为我们树立起了一面敢破禁区敢反迷信的旗帜。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邓小平就用平实的话阐明了这一道理。邓小平说，“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于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同时，邓小平还号召并鼓励全党和全民“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为什么邓小平会这样大声疾呼呢？在他看来，“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⑸邓小同志说，造成这种状况的不是其它别的什么原因，“责任首先在于中央和各级党委对于思想工作的领导方法不对，禁区太多，关心和支持太少”⑸。当我们改革开放的巨轮已驶进二十一世纪，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第三十个年头时，我们重温邓小平同志在三十年前的这些讲话，除了再次感到震撼外，我们也感受到思想领域里冲破禁区、打破迷信仍然任重道远。在党的十七大上便号召全党和全民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通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⑼，温家宝总理也重申“继续破除迷信，反对本本主义”⑻。
政治体制改革涉及民主和法治，法治和民主的现代化涉及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涉及打破禁区和破除迷信。早在三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⑸了；而且邓小平还指出，“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仅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⑸。这就表明了，在我们坚持的一些原则之外，我们其实尚有很宽阔的空间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探索。科学探索是没有疆界的，思想探索也应是没有疆界的。即使是一些原则，也有可能因时代的前进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而时过境迁，当我们继续用这些所谓原则来指导我们日益变化着的时代和人心时，那么这些原则也就成为了新的本本、新的教条、新的禁区和新的迷信。“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⑼――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里给我们的一个昭示。既然，“解放思想、事实求是、与时俱进”是党的思想路线，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禁区不能破、还有什么迷信不敢破呢？
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将会在思想领域里冲破禁区、破除迷信中前行。
注释：
⑴《学好文件抓住纲》（《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社论1977年2月7日）。
⑵《“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二卷第35页）。
⑶棍子帽子除了最常见“地、富、反、坏、右”外，还有诸如“里通外国者”、“特务嫌疑”、“走资派”“还乡团”、“日本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大工贼”、“大内奸”等70余种帽子（见《改革初期的复杂局势与中央高层决策》，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编辑出版，2022/北京）。
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30页至143页。
⑸《紧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二卷144―170页）
⑹该文书现存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收藏号为gb54563。
⑺《文选》第二卷9―10页。
⑻《新华网》2022/3/18主网页。
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XX年10月）
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文选》二卷38页）
⑾《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二卷43页）
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二卷297页）
⒀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三卷176页）
⒁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拉奇问》（《邓小平文选》二卷307页）
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
四川省宜宾市委宣传部刘大桥
第3篇 解放思想心得体会：推进新一轮思想解放要破除四个误区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时刻。时代发展呼唤思想解放，正因为如此，“解放思想”已经成为当前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关键词，全国各地、各部门、各领域都在深入讨论解放思想的问题，产生了一大批对现实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成果。然而，在解放思想大讨论中，也有一些观念一直阻碍着人们的思维创新，十分有必要加以破除。
一、“政治表态观”。当前，一些官员、学者的文章官话味十足、不痛不痒，有“跟风表态”之心，无求真务实之意，说的全是“不错也没有用的话”。如有的文章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以优异成绩向组织交卷”、“解放思想最根本的是要振奋精神，以昂扬的斗志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此类话语并不少见。乍一看，他们是在毫不犹豫、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支持解放思想。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样的表态文章歪曲了解放思想的本质，背离了解放思想的初衷，降低了解放思想的层次。难道做好本职工作、振奋精神还需要从解放思想的高度上去强调吗？难道在平时工作中就不应该始终如一地干好本职吗？难道今天解放思想的功能和作用仅限于此吗？说得好听点，这些文章是没有思想性、针对性、指向性，使人找不到北；说得难听点，它们是转移视线、混淆视听。邓小平曾说过：“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解决不了问题。”新一轮的解放思想绝不是一般的学习讨论、提高思想认识，更不是不着边际的泛泛而论，而是通过破除陈旧过时的、已经不符合新的实际的思想观念和条条框框，使人们的思想认识得到某种飞跃。因此，解放思想要经过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和交锋，必然是有破有立的过程。如果不触动陈旧过时的、已经不符合新的实际的思想观念，只是大讲要解放思想，或只是一般议论，是无济于事的。解放思想首先思想要明确、主题要明确，要抓住问题的症结和焦点。
二、“封闭僵化观”。世界文明的发展具有规律性。我们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把握这种规律性，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解放思想，必须借鉴国内外经济社会建设的一些理论和经验，尤其是有关反映市场经济共同规律的理论和经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经验教训数不胜数，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许多经验，产生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无视这些经验和理论成果，违背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基本规律，另搞一套，是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可以说，我们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对于封闭守旧的害处以及改革开放的益处的认识已经高度统一了。然而，封闭僵化发展到今天，出现了许多“变种”，它们并不象过去那样直白，而是变得很隐蔽。新时期，之所以再一次把解放思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就是因为有一些思想观念阻碍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些思想观念很多都是在“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的保护之下，似乎破除了这些思想观念就是违背了根本原则，就从“借鉴吸收”转变成为“照搬照抄”，就从一个我们一直提倡的词语变成了我们一直反对的词语。而事实上，这些思想观念有的本身就是封闭僵化的代名词，有的则是以“中国特色”之名行封闭守旧之实，它们根本无益于思想解放，却时刻禁锢人们的思维，阻碍社会的发展。可见，“封闭思维”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新转变，已经从表现明显的封闭观念变成了隐蔽性、迷惑性很强的封闭观念，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因此，当前解放思想绝不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有益经验和成果，停留在“既要借鉴吸收，又不能照搬照抄”这样泛泛而谈的原则上，关键在于要对“什么是借鉴吸收，什么是照搬照抄”有一个明确的定位，而不能随心所欲、主观臆想，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是“借鉴吸收”，而不想要的东西就冠以“照搬照抄”的大帽子。
三、“迷信改革观”。所谓迷信，在这里泛指盲目的信仰崇拜，在任何时候都是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迷信盛行，出门总要翻皇历，思想必然僵化。不破除一切迷信，思想就不可能真正迈开解放的脚步。过去，我们对迷信的表现形式比较清楚，它们往往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迷信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二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今天，推动解放思想不断深入，同样需要破除这两种迷信。然而，除此之外，“迷信”发展到今天同样也进行了升级换代。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迷信改革”。这里，我们绝对不是否定改革的作用，因为改革创新是解放思想的实践之路，没有改革就难以实现解放思想的初衷。我们需要反对的是把解放思想简单等同于某一项具体改革，似乎一说某项改革就等于实现了思想解放。在现实中的情况是，解放思想在各个地方、各个领域体现得五花八门、千差万别、没有方向、缺乏重点。我们不应反对把解放思想与各地方、各部门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出台相应的具体改革措施，但是如果把本应正常解决问题的过程简单等同于解放思想的过程，那就容易产生混乱，无形之中，抬高了某项改革举措的地位，降低了解放思想的档次。今天的解放思想既不能看作是泛泛而谈意义上的思想解放，也不能等同于某个地区、某个部门、某个领域的个别改革措施，而是有着鲜明针对性和指向性的，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新一轮的解放思想便可能无法产生实际效果。
四、“本位至上观”。新一轮解放思想与以往的解放思想相比，难度和阻力都相对较大。因为现在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与三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平均、单一、相对简单，内部磨擦很少。每采取一项改革措施，几乎可以使社会各阶层都受益。现在要解决一些突出的社会矛盾，就很很可能触动一些阶层的既得利益。任何个人、集团都会有自己的利益并不断为之奋斗，无论是先进阶层还是落后阶层无不如此。不同之处在于，先进阶层总是把自身利益纳入社会整体利益之中，不断调整自身的利益内容和关系，使之符合历史和时代潮流，而落后的阶层总是千方百计地通过阻碍社会发展来实现自身的利益。然而，历史进步的车轮永远不会停下来，前者会在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利益，而后者则在丧失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在新一轮解放思想的讨论中，一些人并不糊涂，而是“揣着聪明装糊涂”，他们已经得到或正在获得不当利益，他们对此绝口不提，而是主动把矛头指向与己无关的领域，甚至不把自己纳入到解放思想及改革的行列之中，这是一种“心虚”的表现，是本位主义在解放思想讨论中的又一个重要体现。他们的言论事实上是推进解放思想进程的“绊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