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者的事迹（9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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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者的事迹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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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9月20日，一艘开往韩国的游轮上，金色的朝霞映红了一个中国小伙子刚毅的脸庞。他注视着脚下涌起的滚滚波涛，不禁思绪奔腾。

离开祖国的日子

1996年7月郭进东高中毕业后，父亲托人替他在天津市武清县化肥厂谋到一份工作。才上班两个月，这家化肥厂就因设备老化、管理不善被迫停产。紧接着，他母亲所在的城关镇地毯厂产品大量积压，工厂倒闭，面临下岗。家里一时断了经济来源。面对残疾的父亲、下岗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郭进东迫切希望挣钱养家糊口，也深刻地认识到工厂倒闭的原因和学习先进企业管理经验的重要性。

这年9月初，韩国一家公司在武清县招收中国员工。郭进东征得父母同意后，到县劳务输出部门报了名。当时，应聘者云集，差点挤破劳务输出部门的门槛。郭进东“过五关斩六将”终于走进公司董事长的面试厅。一番你问我答后，董事长被郭进东机敏灵巧的答辩和不卑不亢落落大方的言行举止所打动，双方当场签定了合同书。不久，郭进东成了韩国江原道一家小提琴公司的一名中国打工仔。

初到异国他乡，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琳琅满目的商业街、先进的现代化设备以及陌生的面孔、陌生的语言，令他耳目一新。他曾和同伴一起到汉城，去感受现代化大都市快节奏的生活，也曾凭海临风，享受都市人的浪漫。

由于公司突然中止培训计划，郭进东和同伴们不得不仓促上阵。因业务技术粗糙，生产出的小提琴合格率较低。少数韩国同事怪罪他们影响了生产进度使自己受到牵连。先是漠视，后是鄙视。为此，大家都很苦恼。

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困难，加重了中国小伙子们的思乡情绪。他们结伴到海边，眺望祖国的方向，回想亲人的嘱托，内心便升腾起一种不屈的精神：用精湛的技术，去赢得公司和韩国同行的尊重。

此后，中国员工成了公司里上班最早、下班最晚的一群。两个月后，中国员工生产出来的小提琴把把质量上乘，次次顺利过关。以郭进东为代表的中国员工纷纷成了硬梆梆的“技术能手”，令韩国同行刮目相看。。 1996年春节刚过，公哥通知凡去年全勤出工者，均可领取10万韩元的奖金。当郭进东他们欣然而去时，却被挡在门外，理由是奖金只发韩国员工。

半个月后的一天，郭进东的一个同伴由于加班过久，身体极度困乏，在成品车间搬运小提琴时，不留神脚下一滑，三把小提琴应声落地。一位姓金的韩国工头迅即赶来，破口大骂：“中国笨猪，中国笨猪，你们全都是中国笨猪……”任凭这名中国员工一再道歉，表示愿照价赔偿，韩国工头依旧大骂不止。骂声是那样的刺耳，那样的尖刻，让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不忍去听。在场的所有中国员工纷纷停下手中的活计据理力争。韩国工头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操起一根木棍砸了过来，造成这名中国员工右食指骨折。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韩国厂方不但没有追究肇事者责任。还扣发了那名中国员工当月的奖金，作为赔偿。

如果说人格上的委屈尚能忍受，但这种对祖国的侮辱谩骂，让郭进东和所有中国打工仔义愤填膺。这次他们不再象以往那样忍气吞声地沉默，而是联合起来，开始了捍卫祖国尊严的正义之举。

第二天一早，以郭进东为首的二十名中国员工一个不落地出现在董事长的办公室，强烈要求公司对此事作出公正处理。董事长一边搪塞不予明确答复，一边指使人暗地“活动”，企图破坏中国员工的团结。见反复几次不能得逞后。又以扣发“滋事者”的奖金或遣送回国相威胁。中国员工心中积蓄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他们众志成城，作出了出国以来最大胆的决定：罢工抗议!

事隔第二天，公司车间便不见了中国员工们的身影，他们分头去找公司主管、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当地司法部门。他们的正当要求也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当地政府和韩国正义人士的同情和帮助。公司董事会怕事态扩大，影响公司声誉，被迫表示只要不“闹事”，可以答应他们提出的三个条件：一、对殴打中国员工一事作出公正处理，赔偿全部医疗费、误工费，返还被扣发的奖金，勒令肇事者当面向中国员工道歉。二、不允许再有侮辱和歧视中国员工的言行发生。三、严格履行合同，保证做到工资待遇与韩国员工同工同酬b

然而精明的韩国老板并没有立即兑现三个条件，而是抱着侥幸心理，悄悄把郭进东叫到办公室，当面许诺：只要你做工作，让大家放弃条件复工，我立即提升你为车间组长。增加一倍薪水，其它待遇优厚。郭进东涨红了脸，一字一顿地说：“我们要的不是韩元，而是人格和国格的尊严。别忘了我也是中国人!”说完甩手而去，脚步声在豪华的长廊里铿锵有力地回荡。韩国老板被这股凛然正气彻底折服了，深深地低下了头。中国员工这次罢工大获全胜。

时间到了1997年9月。又是一年秋风紧。

一年多的风风雨雨和目前的优厚待遇，始终没有消减郭进东的思乡之情、报国之志。就这样永远腰包鼓鼓、内心空空的漂泊吗?不!他再次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回国参军。

公司老板早已看上了郭进东出色的领导才能和熟练的技术，明确表示，只要他留下，薪水可以再加。同伴更是含泪挽留他说：“你走了，往后咱们中国人再受欺侮可该怎么办?”郭进东坚定地说：“我留下来，只能保护你们几个，回去当兵，却能作为军队的一员保卫祖国。”

郭进东要走了，公司破例决定。全体员工为他送行。那天，董事长亲自送他到码头，紧握着他的手说：“年轻人，有志气!你放心，我再不会为难你们中国同胞。如果你将来愿意再回公司，我一定亲自来码头迎接你。”

巨轮出港了，劈波斩浪向祖国的方向驶去，鸥鸟在海天欢快地飞翔。郭进东的心激动地像要跳出胸膛：祖国的亲人啊，我回来了，我没有让你们失望!

一个月后，郭进东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入伍到燕山深处的一座军营，当了一名坦克兵。

洗尽铅华见英雄。郭进东入伍一年多就取得了突出成绩。前不久，他相继被所在部队评为“优秀坦克驾驶员”、优秀士兵、学雷锋先进个人，并被列入党员发展对象。

今年2月，他专门去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了升旗仪式。那天，伴着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他满含着热泪，正了正军帽，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心里在为祖国的繁荣富强默默地祝福。

爱国主义者及事迹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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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9月11日，日本签署了所谓的“购岛协定”，将民间的反日情绪推向高潮。是的，历史不容掩盖，沉痛不曾忘却，我们华夏子民还未从国难的阴影中走出，新一轮的侵占又已到来!这怎不叫我愤怒!这怎不叫我爆发!

中国人是善良的，是谦让的，但这些绝不是外国任意欺凌的目标;我们爱和平，崇尚平等自由，互惠互助的外交政策，尊重人权，尊重生命，但这绝不是外国蔑视我们的砝码!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我们有着不屈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

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我们有着老祖宗留下来的习惯——吃苦耐劳;更有着五千年文化和智慧的传承。而与日本的决裂我们也在饱尝艰辛，若这时候能够适当反思，在逆境中独立，也就是我们最大的胜利。

然而有一个现象，却最大程度的爆出我们的弊端。各地反日游行随波而起，一些愤怒的人似乎失去了理智，把爱国游行演变成“暴_徒式”行径。我想这是大多数人所不愿看到的，因为他们打砸的是同胞的血汗钱，谩骂的是同胞的脸面，同样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是“内讧”，正被外国人津津乐道的欣赏着。其实更确切一些的说，这种行为并不是对日本的抵制与反抗，而是对社会的不满，对现状的恐慌。可想而知，人们长期生活在快节奏步伐下，慢慢的积郁着心里和生理上的不适，这正像一颗炸弹，打着反日的旗号彻底爆发。

我们与日本的仇恨由来已久，所以我坚决赞成理性的反日游行，正如北京，正如海外华侨一样。当你站在大街上，举着国旗高呼“钓鱼岛是中国的”的时候，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耀。你站在街上，首先要证明你是一个文明的有骨气的中国人，带着你对日本右翼分子的愤怒和满腔的爱国热情，高高的呼喊“还我钓鱼岛”!

我们爱国，首先要做好自己。当你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和家人道别;走在街上的时候，别乱扔杂物;坐公车的时候，保持秩序，给需要帮助的人让个座;看到公家的水龙头开着，就多走一步悄悄关上;少摸几副牌，多些时间陪陪家人;少喝几场酒，省点钱物办个爱心工程。不要小看每一处细节，因为你每做一次，社会就会和谐一分子，感动一分子，影响一分子，那我们的国民素质就会提升多分子。

也许有人说：这是什么呀，这不叫爱国，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就要握紧拳头给他们重重的还击，絮叨这些无关痛痒的小事，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不!爱国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一个文明的人，一个理性的人，一个满腔热忱的人。当你每迈出一步的时候要昂首挺胸，当你走出国门的时候，要无愧于一个“中国人”，这些都是从你平时的生活中慢慢积累的习惯。我们要有以点滴清水汇成江河的耐心，才会有波澜壮阔顺风扬帆的机会。

我们国家步步为营，争取最大限度的以减少武力来解决钓鱼岛的回归，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钓鱼岛就是中国的!我们爱好和平，重视世界的和谐共进。所以我们老百姓要做到的，就是有众志成城的决心和坚定不移的信心，这也是给我们国家和军队最有力度的武器!

爱国心，强国志;身边事，点滴做。我们要向所有人证明我们的优秀，给我们子孙后代树立真正的榜样!

爱国主义者的事迹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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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与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的友谊长达半个世纪，在世界科学界传为美谈。

杨振宁祖籍安徽肥西县，生于1922年，邓稼先是安徽怀宁人，生于1924年，杨振宁比邓稼先大两岁。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曾留学日本、美国，归国后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哲学系教授。邓以蜇和杨武之既是同乡又是同事，两人经历大致相同，志趣相投，因而交情甚笃，常来常往。他俩的友谊也延续到了孩子们身上。

20世纪中期，邓以蜇将妻子儿女接到北京定居。邓稼先就读于祟德中学，杨振宁也在该校读书，两人成了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杨振宁的学业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邓稼先很崇拜他。杨振宁以大哥的身份关照邓稼先。受杨振宁的影响，邓稼先在物理、数学等课程中的才智也发挥了出来。杨振宁机智灵巧，同学们称他是“机灵鬼”。邓稼先忠厚老实，绰号叫“邓老憨”。下课后，杨振宁与邓稼先几乎形影不离。这两位志趣相投的同乡、校友，自青少年时代便树立起了远大的理想：将来事业有成，一定报效祖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武之一家随校远赴西南大后方。到了1940年，不愿当日寇“顺民”的邓稼先和大姐一起从天津绕道上海、香港，经过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抵达云南昆明。大姐将邓稼先送到四川江津投奔四叔。次年夏，邓稼先考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攻读物理系。此时杨振宁已是西南联大三年级学生了。在该校，两人又可以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交流心得了。邓稼先在数学、物理等方面得到了杨振宁的具体指导，邓稼先对其姐说：“振宁兄是我的课外老师。”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不久，杨振宁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1946年初秋，22岁的邓稼先毕业后，被北京大学物理系聘为助教。次年，邓稼先考取留美研究生。行前，他征求在美国就读的杨振宁的意见，问到哪所大学就读较为合适。杨振宁回信，建议他到普渡大学去，因普渡大学收费低廉而且理工科水平很高，他在信中还说：“此校离芝加哥很近，我们两人可以经常见面。”后来，杨振宁还帮助邓稼先申请到了普渡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许可。1948年10月，邓稼先与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结伴，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邓稼先顺利地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院，读物理系。

1950年8月，邓稼先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一年他只有26岁，被人们称为“娃娃博士”。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与留学美国的100多名学者一起，历尽艰辛，奔向新中国的怀抱。从此，邓稼先便和在美国的杨振宁天各一方，长时间失去了联系。

1958年秋，二机部负责人、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让他秘密参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邓稼先从此与世隔绝，全心投入到原子弹研究工作中来。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在罗布泊上空爆响。邓稼先也因此被称为“两弹元勋”。

1971年夏，阔别22年后，杨振宁与邓稼先在北京相见了。这是杨振宁自1945年公费留学美国后首次回国访问。彼时他离开祖国已经26年了。

刚下飞机，在贵宾室稍事休息，外事接待人员便请杨振宁开列了他要见的朋友名单。在北京，他要见的第一个人便是邓稼先!

当时正值“文_革”中期，政治_运动搞得黑白颠倒，人人自危。即便是邓稼先这样执行秘密而重大使命的科学家也未能幸免。曾经被作为保护对象研制核武器的功臣邓稼先和尖端机密研究院的一些科学家及研究人员，包括后来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的几位科学家，都被集中到西北某地办“学习班”。

此时，杨振宁要见邓稼先，几乎无人知道他在哪里!

爱国主义者及事迹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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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一些文体明星等相继加入外国籍引起国人热议。尤其是李连杰、巩俐等具有国际影响的“巨星”接连“跳槽”，让许多国人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时间，支持者和反对者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充满火药味。看了一些对立双方的文章逐渐发现，大家争论的焦点其实是国籍与爱国的关系。我的看法是，国籍与爱国不可混为一谈。

一、我赞成“不是中国籍不能叫中国人”的观点

国籍是一个人具有的某个国家的身份，拥有哪个国家的国籍就是哪个国家的人。这既是法律意义上的身份界定，也是一个合乎情理的身份界定。你在哪个国家，要享受哪个国家的国民权利和待遇，同时也尽一个国民的责任和义务。一个国民效忠自己的国家，这是一个国家对其国民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一个国民最基本的品质。比如，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要宣誓效忠新加坡，并为新加坡而服务，她也不会再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来中国参政议政。奥巴马政府中有两位华裔部长——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能源部长朱棣文，他们来华访与中国政要会谈或者谈判，一定是代表美国政府并维护美国利益，因为这个时候的他们绝对是美国人，绝对要为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服务。最好的例子，是最近中国正在审理的力拓集团“间谍案”，其主要犯罪嫌疑人胡士泰身份的界定，就是依据他拥有的澳大利亚国籍是而确定他是澳大利亚人，而不是因为他是华人而将其确定为中国人，否则，中澳两国也就不会因此翻脸了。即便是本应该是中国人的马英九，为选举的考量，也是尽量回避“中国”这个敏感的概念。他和他的国民党巧妙地把“九二共识”中的“一中”解释为“一个中华民族”而不是大陆的“一个中国”，目的就是要绕开国家概念来区别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因此，是哪个国家的国籍就是哪个国家的人，这是天经地义，不存在已经加入了外国籍还是中国人的问题。有一位叫陈九的在博客中接连写了两篇博文——《改了国籍当然可以称自己是中国人!》、《我是哪国人，自己说了算》。其本意是为在华人、华裔们蒙受的“不白之冤”鸣不平，但他显然混淆了国家与祖国、国籍和民族的概念。国家和国籍是客观的概念，祖国和民族是情感的概念。别忘了，在中国还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包括与外国民族相同的朝鲜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等，你能把这些民族的人能说成是某某国人吗?如果那样，中国会出现多少个科索沃和南奥赛梯?中国人，就是拥有中国国籍的人，包括与外国民族相同的少数民族，包括已经加入中国籍的原外国人，包括海外华侨。已经加入外国籍的原中国人，只能称华人或华族。这个概念是不能模糊的。如果你硬要说自己是中国人，那也没办法，但你所在国的法律和中国的法律都不会予以承认，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二、我不赞成“加入外国籍就是不爱国的表现”的观点

人类自古以来就是互相交融的，现代社会更是避免不了各国国民之间互相交融，包括国籍身份的转换。100多年前，中国就有成千上万的劳工开赴美国谋生，很多人后来都加入了美国籍。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加入外国籍的华人。100多年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每年加入外国籍的华人更是与日俱增。据《环球时报》报道，2008年有4万中国人(不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加入了美国国籍，另有8万多人获得美国绿卡。这还不包括加入其他国籍的中国人。我想，想要出国并改变国籍的远不止这些，只是受各种条件限制无法付诸实施罢了。改变国籍，除了个别人是为了避难与逃罪，绝大部分人的目的无非两个：一个是发财，一个是发展。根据自身条件和现实考量，在国内环境无法满足愿望的情况下，选择“另攀高枝”，实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这与爱国不爱国没有关系。改变国籍不等于不爱国，就像离开家乡不等于不爱家乡一样，反之，不改变国籍不等于爱国，就像扎根家乡不等热爱家乡一样。我们绝不可以“爱国”来剥夺一个人选择国籍的权力，并以此评判一个人的德性。同时，我也坚决反对某些明星改变了国籍还要以“爱国”来为自己贴金，这只会让人感到恶心!

三、中国人与华人、华裔是一种血缘意义上的特殊关系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亲缘关系为轴心的，因此，中国人凡事讲亲情，讲感情。无论是拥有中国籍的中国人(包括华侨)，还是拥有外国籍的前中国人(华人)和他们的后裔(华裔)，同属广义的中华民族，同宗同源，一脉相承，血浓于水。这种血缘关系，决定了彼此间在情感上的难以割舍，也决定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中国人的认同感和对中国这个国家的亲近感。我从不怀疑海外华人、华裔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祖国人民的亲情。祖国遭难，华人、华裔们或拔刀相助，或慷慨解囊，抛头洒血，义无反顾，肝脑涂地，在所不辞;祖国兴盛，华人、华裔们为之扬眉吐气，为之欢欣鼓舞。同样，华人、华裔蒙冤受屈，国人无不义奋填膺，同仇敌忾;华人、华裔取得成就，国人无不为之自豪，为之骄傲。杨振宁、李政道、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感到高兴和荣幸。但我们一定要提醒清醒自己，他们是美国人，是法国人，他们所获得的荣誉首先属于美国和法国。就像对爱因斯坦，你可以说他是犹太人，但不可以说他是以色列人。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肯尼亚人为之欢雀跃，但他们也知道，要想成为美国总统，首先要加入美国籍，成为美国人。

爱国主义者的事迹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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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军队几乎每战必败。虎门之战败，广州之战败，厦门之战败，定海之战败，镇海之战败……但是，三元里抗英之战和镇江之战却可圈可点。据学者的最新研究，三元里之战英军死亡五至七人，伤二十三至四十二人。单看数字，这样的伤亡似乎并不多，但是，一比较就说明了问题。以厦门之战为例，闽浙总督颜伯焘苦心经营的厦门海防，至少用去四百五十万两白银，安设火炮四百门，部署守军五千六百八十名，另雇兵勇九千二百七十四名;英军有战舰十艘，炮约三百一十门，其他舰船二十六艘，海、陆军共有士兵两千五百人。然而交战的结果是，进攻的英军全胜，防御的清军大败：清军战死总兵一人，副将以下七人，士兵减员三百二十四人;而英军仅死一人，伤十六人。相对于“国军”，三元里将士打的这一仗，可谓战果辉煌。

镇江之战清军也败了，但是败得可歌可泣。英军突破外围后，用云梯攻城，镇江守将海龄率一千六百名八旗士兵誓死抵抗。城墙被轰塌后，手持长矛大刀的勇士利用有利地形继续与敌激战。英军从多个方向突入城内，清军遂转入巷战甚至肉搏，将士们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镇海一战毙敌三十九人，伤一百三十人，另有三人失踪，其伤亡数量超过之前英军数次战役的总和!

为什么这两仗军民们能打出“国威”呢?其中最重要原因是英军侵犯了军民的家园。侵略者在三元里开棺曝尸，劫掠财物，强奸妇女，故才激起乡民“仇恨满胸膛”。他们事实上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投身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镇江之战，海龄率领的八旗子弟，其中有一千一百八十五名已在此居住了两百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茔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相反，真正保国时，军民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官，贪贿的多，不少借机发国难财;兵，溃逃的多，英军进至厦门城下，“发现守军全逃，不战而据该城”;民，观望者众，据英方文献记载，英军在作战期间，一些民众向他们出售粮食、畜禽、淡水，以图获利;另一些民众为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换取劳务费。这些被清朝统治者称为“汉奸”的民众，在交战区几乎无处不有。英军在行进甚至开战时，常有成群的百姓躲在远处看这难得一见的“西洋景”。

民众是只爱家而不爱国吗?非也。然而家有父母妻儿，家有田园粮蔬，家是他们亲情和生存的全部之所在。而国呢?其“之所在”的作用就不像家那么真切了。千百年来，皇帝和各级官吏治下的国，给予人民的，少有温暖和关爱，少有权利和尊严，多的则是纳粮、缴捐、徭役和血泪。人民有做奴仆的自由，没有做主人的自由;有跪下的自由，没有站起来的自由;有修阿房宫、秦皇陵的自由，没有抗议或逃跑的自由。历朝历代就是这样“以民为奴”的。仍说镇江保卫战，当侵略者将杀人的炮口对准镇江时，海龄竟下令紧闭城门，逃难的民众因逃不出而抗议，他竟以“汉奸罪”公开杀了十三人。城门关闭，集市停业，民众无处买粮，对那些早晚上街的市民，他竟纵容士兵用鸟枪打死，又在城内大肆搜捕“汉奸”。海龄“英勇保卫”的城和国，首先是天朝的，其次才是人民的。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兵勇，人民对它们很淡漠，也实在是情理中的事。

国家和政权，尤其是后者，是不能笼统地强调让人民无条件去爱的，其中至少应该有个互动关系。让人民生活的土地上，充满着阳光，荡漾着春风，是绝对不可忽略的必要条件。倘真如此，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会不期而至，不请自到。

爱国主义者的事迹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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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家，是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而“爱”的基石是“学会感恩”。只有懂得感恩，学会感恩，才会学会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感恩是每个人每天都该做的。感恩老师，是他们教会我们新的知识，使我们的思维更加敏捷，眼界更加开阔;感恩同学，是他们每天的陪伴，使我们的生活充满色彩，给我们带来欢乐;感恩亲人，是他们的哺育和关爱，使我们快乐的生活，幸福的成长。

人生中成长的回忆录有太多太多，大多数都早已忘记，却有一些埋藏在记忆深处，珍藏至今。再拿出来品味，会使人回忆无穷。

一块碎花布，一只呢子小熊，一辆玩具小车，一袋水果糖。这是以前我过生日时收到的礼物，我当时高兴得合不拢嘴。现在想想，我当时真的好容易满足;一双雪地靴，一件蕾丝上衣，一件羽绒服，一个水晶保温杯。这是今年我的生日礼物。我开心的数着，可一会儿眉头就皱起来了：“妈妈，还忘了一件手表!”

没有人回答，我推开门向客厅望去，妈妈趴在沙发上，头上的汗还没被擦下去，虽然天还很冷;而爸爸正耐心的为妈妈按摩腰。原来妈妈为了我的礼物到处奔波，腰病又犯了。我的心酸酸的。

一下子，什么东西硬是闯进了我的脑子，一幕幕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一一呈现：这一幕是我上幼儿园时收到妈妈送我的巧克力后亲吻妈妈的脸;这一幕是新年时，我刚收到红包为妈妈捶背;还有一幕是我和妈妈从超市回来后帮妈妈打扫房子。每一幕中，妈妈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不知不觉，什么东西模糊了我的双眼。透过这层模糊的东西，又看到了刚刚发生的一幕的回放：在得到无数份昂贵的礼物后仍在所求，却抛弃了价值连城的“感恩”。

我再也站不住，轻轻走到父母身边，说：“爸爸，您去休息一会儿吧，我来。”

我知道我揉得并不好，但妈妈却很舒服的样子。趁她闭眼的功夫，我眼角流出了热乎乎的东西，有说不出的心酸。

白云感恩蓝天，给了它翱翔的地方;鱼儿感恩绿水。给了它畅游的地方;花儿感恩土地，给了它生长的地方。人更要感恩一切，而要想做到这点，就要不要忘记做起。

爱国主义者及事迹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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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网上流行评“牛人”。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分子物理教授郑强被誉为“最牛的愤青教授”。所以得“牛”，不是因为他的科研或教学上的成就，而是因为他的针对教育和人生观的报告在大学生中很具影响力，颇有当年李燕杰、曲啸的功力。出于好奇，看了他的报告视频。有些地方不敢苟同，欲与郑教授掰扯几句。

按照国人做文章的习惯，应该是先肯定再批评，以显辩证而客观。是的，郑教授的很多观点我是赞同的。比如，他痛批目前中国的教育偏离了教育的本质，认为教育最根本的是要培养学生的精神，教育要使人快乐，青年学生要有爱国精神和报效祖国的责任感。他同时批评中国的家长们在培养孩子过于功利，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孩子出人头地。这些批评，无疑切中了中国教育的要害，值得中国教育包括中国家长们的反省。

但郑教授有两个观点，我实在不敢苟同。

第一，郑教授说在民族精神方面，中国人应该向日本人、韩国人学习，因为日本、韩国在海外没有一个反政府的组织。我想，在国家和政府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上，郑教授不是混淆了概念，就是有意偷换了概念。国家是什么?是一个地理范围内的人民所共有的家园。政府是什么?是代表人民行使管理这座家园的组织机构。当政府不为民谋事，人民就有权重新选择。也就是说，国家是固定的，而政府常常是变动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经过改朝换代。从逻辑关系来说，先有国家后有政府，国家大于政府，爱国与爱政府不可等同起来。比如，美国人这次就选择了民主党的奥巴马团队来执政，而没有选择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的团队来执政。这只是说明美国人对共和党的政府不太信任，但美国人还是爱美国的。郑教授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本末倒置。

换言之，海外反政府组织不等于就是反国家组织。我没有做过调查，也无意知道日本人、韩国人是否在海外有反政府组织，因为这不足以作为日韩两个民族与中国人爱国精神相比较的证据。如果以海外有无反政府组织来作为证据，或者以此作为一个爱国精神的标准，那么，当年孙中山在海外成立以推翻满清政府为目的的同盟会就是背叛祖国了。别忘了，当年我们党当年也是反国民党政府的。

第二，郑教授说，民主都骗人的东西，强权没有什么不好，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决不是靠什么民主，恰恰是在专治时期，像韩国在朴正熙专治时期、台湾在老蒋专治时期，都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郑教授的这番话让我大吃一惊。真没有想到，这话出自是一个满腹经伦、学贯中西的大学教授之口。其一，教授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有很多因素，首先是经济政策对路，抓住了发展机遇，但决不是专治的成果，而且亚洲“四小龙”而今几乎都是民主国家。真正的世界强国，比如美英欧洲各国无一不是民主国家。相反，专治导致落后的国家却是比比皆是。朝鲜、古巴不说，就说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专治了几十年，与同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差距越拉越大，还不说明问题吗?还有，希特勒专治下的德国倒是强大，但这个强国成了战争狂人搅乱世界的工具，几乎毁了德意志民族。这种专治带来的灾难还不可怕吗?还有，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也明确实行的是人民民主，怎么能说是骗人呢?改革三十年的经济腾飞是靠专治吗?

其二，按照郑教授的逻辑，相对过上饱食终日的富庶日子,民主自由实在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我承认，民以食为天，过上好日子是穷人们最现实的向往。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同时拥有吃饱饭的权力和说自己想说的话的权力?难道这两者矛盾吗?一只天鹅，是关在金子做的笼子里享受嗟来之食好，还是在充满暴风骤雨的天空中自由飞翔好，这个答案谁都会知道。有网友专门摘录了新华社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系列关于民主的社论，竟有百十来篇。其中有这样的题目——《没有民主，一切都是粉装饰》、《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不知道，郑教授看了作何感想?

郑教授的良苦用心我是理解的。他是为我们新一代的大学生们缺乏感恩之心、报国之志而深深地忧虑。他希望大学生们把祖国作为唯一的最爱，担负起强国兴邦的使命。但是，郑教授的论点牵强，论据更是苍白，反倒是政治作秀的动机更为明显。

爱国主义者及事迹 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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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是个较为散漫的人，也是个极其矛盾的人，反对标新立异又喜欢颠覆传统。最厌烦的便是一堆一堆的大道理和装腔作势的假洋鬼子。所以，看到那些把爱国贴在脸上附庸高尚的人，打心眼里感到不舒服。

天地间一切真爱都当如清风流水般自然而然。它来自我们心底，悄然而至，了无痕迹，无需藻饰，也不讲形式，更不需要利诱和胁迫。不一定得摆设出来，但它却真实存在。

2009年10月1日，共和国60华诞阅兵式直播现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哭了，激动的泪水肆意流淌;联欢晚会表演场外，青春飞扬的大学生们笑了，挥舞着手臂欢呼雀跃;电视机前，不事张扬的妻子热泪盈眶。就在此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来自最草根阶层的朴素的大众情绪。

江山关乎社稷，兴亡系于民心。或许，几个人、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哭哭笑笑只是历史长河里的一朵小水花、一抹灰白的记忆。可是，正是这其中小小的水滴，却清晰地透射着不可小觑的民众心理。

就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国庆，透过荧屏内外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一张张泪水滂沱或是春风荡漾的普普通通的脸，我看到了藏于人们内心的七色彩虹，看到了一种真实而自然的大众情绪。我想，这大概就是小老百姓式的爱国吧?

爱国主义者及事迹 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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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和五卅爱国运动纪念日等节日，中国人曾经给五月一个神圣的称呼——“红五月”。不过，从今年开始，我却不敢再叫这个月为“红五月”了。因为“红”字愈发的敏感了起来，这个字太刺眼，太招人忌讳，太有可能让人想起一个人以及他关联的一座城市，太容易引起对一个火红年代的怀想。

于是，我只好讳说“红”，当然也还讳说“赤”、“丹”、“朱”等字眼，因为与这些字相关的词汇都容易让人产生恐惧感。比如，“赤色分子”的帽子就决不可随便扣在人头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被称作“赤色分子”的是一定会被杀头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人”，这就是被当代许多精英高度礼赞的“民主自由”的蒋介石“打红”的准则。那个年代说别人是“赤色分子”大约就和今天说人“遗毒”、“余孽”的效果相仿。“赤胆忠心”、“丹心一片”这样的词语也很可怕，有“极左”嫌疑，不如“黑心黑肝”、“狼心狗肺”来得时髦。至于“朱”，则很容易联想到“朱门”、“朱缨”、“朱冠”、“朱批”、“朱轮”、“朱卷”……这不都是封建遗毒么?所以“朱”也断不可轻易使用。

还是要像阿Q爷爷学习，不仅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甚至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我们除了讳说“红”、“赤”、“丹”、“朱”，还要避讳什么呢?与五四有关的诸如“民主”(假的不算)、“科学”、“火烧赵家楼”、“惩治卖国贼”、“还我主权”之类的说法大约也应该在避讳之列。以此类推，哪些词必须讳说，诸位自可模拟得之。

有人说我这也讳那也讳，胆子也未免太小了。还有朋友批评我博客里写的和我实际做的差距太远。他们大抵认为我应该拿着枪去冲锋陷阵才对，否则就不配在这里说三道四。其实，我还真想无所顾忌的写，可这样的文章能有发出来的地方吗?投笔从戎也真是我的梦想。可投笔容易，从戎却异乎寻常的艰难。不仅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的顾忌，还因为我连从戎的门都找不到。总不成拿着一根木棍在大街上一路打将过去?鲁迅也不主张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或许，博客正是我的沙场呢。

想起今天是五四，就想起了近百年前那些意气风发的青年，他们义无反顾的挺立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一个世纪之后呢?我常听到一些人慨叹：国人一盘散沙，青年只管享乐……于是，对国家民族深有担忧的这些人每每痛恨于同胞的不觉悟，不争气。有这样想法的朋友，顽石建议您看看鲁迅的一篇小杂文《沙》。先生在文章一开头就有这样的议论：“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抱怨国人一盘散沙的朋友，还是转而讴歌伟大的“治绩”更合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