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事事迹（16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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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事事迹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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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举家迁居台湾。童年的三毛并未立志当一名作家，却喜爱美术，她幻想将来成为一位画家的妻子。

三毛小时曾读过一本《三毛流浪记》，对她影响很大，从此便沉迷于书海之中了.疯狂地爱上了文学。长大后开始写作，她不署名陈平，而以“三毛”为笔名，作为纪念。读小学、中学时，三毛的文章写得不错。在小学时，她便开始给报刊投稿了，参加学校讲演的稿子都是她亲笔写的。在初中，她还学过写诗。

三毛早年的人生道路是崎岖坎坷的。就读于台北某女中时，三毛对数学不感兴趣，成绩很差，老师则以此嘲讽她，好强的三毛为不受歧视，发奋用功，终于获得了好成绩。但这位老师却误为“作弊”，竟在她脸上画圈，叫她绕跑道跑，在她幼小的心灵上留下巨大的创伤。她忍无可忍，只好逃学。她父亲得知此事后，并未责怪她，而是让她休学。

从13岁到20岁整整7年的时间里，三毛都是在家自学的。她的父亲陈嗣庆是一位律师，母亲终进兰也有很好的文学修养，都耐心教导她。回忆往事，三毛说：“不是妈妈的熏陶，我写不出来这许多文章。”在那段不短的岁月里，三毛用功读书，孜孜不倦。她读唐诗、宋词、《古文观止》、看《红楼梦》、《水浒》……，学绘画，弹钢琴，还学会了英、日、法、德文，尤为出色的是西班牙文学。

20岁那年，三毛的好友鼓励她进大学求知。在得到台湾中国文化学院院长张其昀的允诺后，三毛进该校深造。最初她学的是哲学，两年后转入新闻系。在大学读书时，她的老师读了三毛写过的一篇3万多字的文章后感动得哭了，认为三毛是他的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位。

三毛出版过10多本着作，大都是散文集，其中有《雨季不再来》、《稻草人手记》、《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温柔的夜》、《梦里花落知多少》、《背影》、《送你一匹马》、《倾城》、《我的宝贝》等。三毛还译有《兰屿之歌》、《娃娃看天下》等书。后者是1000页的西班牙漫画书。为译此书，三毛与丈夫荷西曾历时8个月，每天晚上不看电视，将门锁上，工作到深夜。

三毛满怀激情地把漫游世界的所见所闻，挥笔成篇。她写的多是真实的事情，自称其作品“几乎全是传记文学式”的。她还说过，“我并不是作家，只是一个生活的记录者。”她的作品自成风格，生活气息浓厚，感情真挚。有人评论她的作品风格是“朴实、自然、坦率、真情”。

70年代中期，三毛的作品在台湾极为畅销，一度出现过“三毛热”。有人说，三毛在台湾文坛掀起了撒哈拉沙漠的风暴，让喜爱她的读者噙着泪水，带着微笑，注视着她的足迹，从沙漠到海岛，拨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弦。1986年她还被评为“台湾最畅销书十作家之一”。

一位台湾作家指出，三毛的文笔清新通俗，具有强烈的个性，这可能是她的作品特别受读者欢迎的原因。一位台湾心理学教授分析说，三毛将南美洲描写得那么好，事实上那儿却是战火连天，充满人间的苦闷。现实生活既然有这么多的苦闷、束缚，尤其年轻人，面对着现有制度下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大家多么希望在精神上暂时舒放自由一些，逃避到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恨，到处充满爱的世界。这也许是三毛文章受欢迎的原因。

钱伟长的著名事迹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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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月19日，钱伟长到任，三天后和全校师生见面。他精神矍铄，冒着严寒深入各系、基础部、分校、图书馆等进行调研，边看边向身边人询问，遇见小问题便提意见，安排人抓紧时间解决，大毛病则记在脑子里。

也正从那时起，钱伟长守了一份事业近30年：当校长、育英才。

一位老校长的教育经

1983—2010年，钱伟长先后担任过上海工业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或校董事会董事长等职务。他作为教育家的形象日渐鲜明：是革新育人理念的先行者，有着紧抓师资队伍建设的硬派作风。

初到上海工业大学时，他了解完第一手材料，就以教育家独有的眼光和魄力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主张举办高级进修班，帮助教师更新知识，展现新面貌。他还强调学生的知识面要宽一些，胆子大一些。学校则要以科学的态度努力改革，爱护青年人，把学生培养成有朝气、有正气、有责任感、有本领，为祖国四化服务的有用人才……

钱伟长在《八十自述》里写道：“学生只有通过主动学习，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他还说，自己是反对教材统一、教学计划统一、教学大纲必须经过集体讨论等模式的，“我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30年不变的教学方式”。

此外，针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钱伟长增设了许多新科系，使学校整体发展显现出蓬勃生机，教学科研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1991年6月，他被聘为暨南大学名誉校长;1992年，他率先提出并实行学分制，不久后风行全国。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与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原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继任校长。他计划建设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

在上海大学，他任职时间长达16年，主张“我们必须实行开放式的办学”，强调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产学研合作等。他提出“拆除四堵墙”的口号，即打破学校和社会之间、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间、教学与科研之间、教与学之间的壁垒。

在这种超前教育意识的指挥下，1996年，上海大学已成为全国百所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2007年，全国30多所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优中，上海大学名列第一。

早年老先生在世时，上海大学里常见到他的身影。他的银发总是梳理的纹丝不乱，要看见步履匆匆赶往教师的学生，就会兴奋地对身边人点头，称“很好!”一旦看不到人，立马显得不自在，询问：“人都到哪里去了?”当得知正常放假，才继续散步。

闲暇时，钱老喜欢和年轻一代聊天。有一次，他从全国形势讲到上海大学的“211”建设，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历史讲到研究生怎么做学问，足足讲了40多分钟。

为人没架子、科学研究做得一流，钱伟长成了身边学生和工作人员口中“拼搏不息的可爱老头”“老校长”。

2011年，在钱伟长诞辰99周年之际，上海大学钱伟长学院宣告成立。它的前身是钱伟长在1997年倡导成立的基础教学强化班，2007年升格为自强学院;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如今，上海大学钱伟长学院已成为国家高等教育改革首批17个试点学院之一，设有理科试验班(包含数学与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学、应用化学、材料设计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等5个本科专业)，联合上海大学其他院系所，开展跨学科人才培养。

物理考5分，逆袭成清华教授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钱伟长是行家，比当校长的经验还要丰富。“1946年，钱先生回国后在清华讲的第一节课是《近代力学》”，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哲敏回忆到，“钱先生讲课很生动，我当时已经上四年级，可以说钱伟长先生是我力学的启蒙老师。”

从一名学子到站上讲台授课，钱伟长与清华大学结下颇深的渊源。

1931年，钱伟长以突出的文史成绩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当时，他中文、历史成绩均为100分，物理成绩5分，化学、数学成绩总共20分。但就是这个“偏科生”，入学不到一周便申请转去物理系。

“高中毕业后，我的兴趣全在文史国学方面，一心想报考名教授众多的清华大学文学院。可是，开学后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热血奔涌，我下定决心‘弃文学理’，改学物理。我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造出中国人自己先进的武器，赶走凶残的侵略者。”钱伟长曾在书中郑重地写道。

之后他克服种种困难，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赴加拿大深造学习应用数学、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任职。在此期间，钱伟长与恩师辛吉教授合作攻克了板壳内禀统一理论这一世界性难题、与爱因斯坦等知名科学家合著论文集。

声名大噪后，他选择归国效力。1946年，他借着探亲的名义悄然回国，站在了清华大学的讲台上，负责讲授工学院全部班级的力学课。

由于刚从国外回来，钱伟长的教育方法、教育思想非常先进，讲授内容对学生有很大启发。并且凡是他的学生，他都乐于指导论文、推荐期刊杂志发表，但绝不署名。他还教导学生以后做了导师，要认真对待每一篇投稿，不要轻易否定年轻人，应该多发现他们的优势。

在他的积极影响下，清华大学走出一批能堪大任的人才，比如中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郑哲敏、兰州大学力学系创办人叶开沅……

让祖国科学大业“燥”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钱伟长历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等职务，兼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副秘书长，还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随着任职道路渐宽，他肩上的担子也越发重了起来，既要承担科研任务，又要践行社会职务的责任。1952年，钱伟长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缅甸、印度;1954年，他提出了“圆薄板大挠度理论”，两年后获国家科学奖二等奖;1954年至1958年，他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期间，当听闻钱学森即将回国，钱伟长十分兴奋，紧接着还迎来了与其共事的机会。

1956年，国家为系统地引导科学研究为社会建设服务，开始着手制定新中国第一个中长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那时候，钱伟长科研、教育、管理两手抓已经有一段时间，对国际局势了解，对国内大环境也有清晰的认知，与钱学森、张稼夫等组成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参加编制工作。

在“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引领下，57项重大科学任务、616个中心问题被确定，使“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不仅有了一个发展纲领，而且以保障这一发展纲领的实施为依据，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技术体制，并由此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钱伟长正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同时与钱学森等人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兼任副所长。他们针对力学学科发展提出：“到1962年应培养出力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1670人，副博士445人;到1967年，要培养出力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6500人，副博士1258人。只有如期和无折扣地实现这个目标，才能迅速改变我国力学人才极度匮乏的状况，在力学各个领域展开工作，对我国工业和国防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于是，“12年规划”中多了一项力学学科规划的紧急措施，那就是号召中国科学院与高等教育部合作举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为国家大力培养、紧急输送力学专业人才。

研究班在清华大学正式开班，经钱学森、钱伟长筹办，是新中国大规模培养力学人才的试验和创举。1957年，研究班首届招生127名，1958年第二届招生64名，1959年第三届招生134名。

钱伟长作为授课教师，负责讲授应用数学课程。那是国内首次开设的课程，由他亲自设计、自编讲义，讲授内容与传统的数学课大有不同。

据学员沈季敏回忆：“钱伟长教授讲课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推导出整个黑板数学公式，清晨每次从清华园冒寒来授课。一开始讲应用数学就从工程实际应用出发，是一个崭新的应用数学体系。”

力学家、力学教育家嵇醒也深有体会。他是钱伟长为首任班主任的、首届工程力学研究班的成员，谈起那段日子，还记得课程是从工程误差分析讲起，再之后讲了些量纲分析和相似理论等。总之，那是一门对学员日后的科研工作助益极大的课程。学员们毕业以后，多以钱伟长、钱学森等为榜样，经过多年的锤炼，“绝大多数成为我国力学学科的科研和教学的骨干”。

例如，首届学员吕德鸣、潘先觉、范本尧等被抽调参加中国科学院的581任务，从事探空火箭的研制，为我国航天技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样来自力学研究班的俞鸿儒、朱仁芳、范本尧等人，则陆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力学学会两届常务理事会的20多位常务理事中，分别约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成员系力学研究班的学生或青年教师。

育人也“驭”书

在成为教育家之前，钱伟长先是位科学家，向世界贡献了以钱式命名的诸多力学、应用数学成果，例如“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等。同时少有人知道的是，他还为中国的百科全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国第一套现代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过程中，钱伟长先后担任第一版的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第二版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并积极参与了第一版的领导、组织、编审和撰稿工作。

据了解，《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按学科分卷出版。他担任了《物理学》和《力学》两分卷的编委会副主任。任职期间，他凡事亲力亲为，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各分卷留下的档案里，很多卷宗封面上都签有“钱伟长先生审读并同意”的字样。

“钱先生除了审阅稿件外，还对具体的出版工作考虑周到、布置缜密。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4月1日题为《〈力学〉卷拟有选择地出小册子》的‘简报’中记载：钱伟长同志提出，出小册子的办法很好，但不要叫‘分册’，而叫‘稿’……”并且还附上了详尽、严谨的理由。

他提建议都提得十分考究，亲自“操刀”自然更为谨慎。钱伟长撰写和参与撰写的条目共7条，共计2万余字。其中，由他亲笔撰写的“力”条目手稿还保留着当年的笔迹。9页纸合计3600余字，释文行楷手书，字迹苍劲有力，编写合乎体例，行文字斟句酌，叙述深入浅出。一位教育家的用心跃然纸上，也体现了“让最合适的人撰写最适合的条目”的原则。

如今，《中国大百科全书》发展了一代又一代，惠及全国各界学子，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百科知识体系。钱伟长理应出一份力，居一份功。

他编书、读书、爱书，也藏书，一生积累了大量珍贵图书和学术素材。从20世纪50年代起，钱伟长开始利用邮购的方式收集资料，保存下不少应用力学、数学等原版图书，成为学科溯源的一笔宝贵财富。

2010年，遵照其遗愿，钱伟长的家属代表和上海大学签订捐赠协议，向上大无偿捐赠钱伟长收藏的全部一万余册图书资料，让更多学子享受这份精神食粮。

关羽名人名事迹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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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塑造了许多成功的人物形象，每一个都深入人心，其中，关羽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作为刘备的左右手之一，关羽绝对是个忠臣。在第二十五回中，关羽不管曹操的权力有多大，不顾生命危险，在屯土山与曹操约三事：“一者，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只有曹操答应了这三件事，关羽才肯降服，可见其对关羽如此忠心耿耿，不愧是“美髯公。”

作为一个武将，他有勇有谋。当他知道刘备的消息后，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尽显英姿。面对强敌，他敢于单刀赴会;面对疼痛，他敢于让华佗刮骨疗毒，眼睛一眨不眨，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武圣的称号当之无愧，从这一点说，中国的武将们没有一个能超过他，即使是楚霸王项羽，也及不上。相比之下，头号政治家曹操、刘备，也显得相形风绌了。

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关公是非常讲义气的。赤壁之战中，他念在曹操以前对他甚厚，自己却砍杀他六员大将，很愧疚，便让他逃走，后来他也义释过黄忠。

一个因自己的轻敌和孤傲让敌人割头颅的败军之将为何成为一个众星捧月的英雄?岂止是一般的英雄，达到了圣的地位。诸葛亮与关羽两位忠臣都塑造得很好。虽然在文人心中，诸葛亮地位更高，杜甫有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巾。”然而历史重功绩，民间重道德。诸葛亮只能是历史的楷模，而关羽则不一样，抬举他的，热捧他的，是民间道德。历史提倡风气，民间提倡风俗。如果说诸葛亮是风气中人，则关羽则是风俗中人。

尽管有人喜欢神机妙算的孔明，有人喜欢雄才大略的曹操，有人喜欢才能卓越的孙权，我却喜欢那忠义勇猛的关羽。

名人名事迹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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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伟，汉族，辽宁绥中县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1965年6月21日出生，1983年6月入伍，1988年9月入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少将军衔。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杨利伟1987年毕业于空军第八飞行学院，历任空军航空兵某师飞行员、中队长，曾飞过歼击机、强击机等机型，安全飞行1350小时，被评为一级飞行员，1996年起参加航天员选拔，1998年1月正式成为我国首批航天员。经过5年多的训练，他完成了基础理论、航天环境适应性、专业技术等8大类几十个科目的训练任务，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航天员专业技术综合考核，光荣地被选拔为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首飞梯队成员。

2003年10月15日9分50秒，杨利伟乘坐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后，准确进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首次进行载人航天飞行。经过21小时23分、60万公里的安全飞行后，他于16日6时23分在内蒙古主着陆场成功着陆返回。>>

1992年、1994年两次荣立三等功。200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杨利伟“航天英雄”荣誉称号并颁发“航天功勋奖章”。

2008年7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名人名事事迹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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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小时候养有两只猫，一只大，一只小。牛顿为了让猫自由出入，在门上开了两个洞，也是一个洞大，一个洞小。一天他的邻居见到他，对他说：你何必要开两个洞，只要开一个大洞不就行了。

牛顿听了，恍然大悟，连声称赞道：“说得对，真是高见!可我怎么也想不出你这个好主意来。”

牛顿一辈子打光棍

英国天才的科学家艾萨克·牛顿(1642—1727)从小就迷上了书，迷上了宇宙，没有时间去修边幅。往往是领带不结，袜带未系，马裤也不扣钮扣。

他的这些不修边幅行为，竟然使他在情场失意，终生未娶。

牛顿年轻的时候也谈过恋爱。有一次，这位年轻的科学家热情奔放地向一位相识的姑娘求婚。能得到这样一位青年学者的钟情，姑娘自然感到幸运。牛顿轻轻地握着她的手，含情脉脉地望着这位漂亮的少女，她羞涩地低下了头，两朵红云飞上了脸颊。然而，正在这热恋的时刻，牛顿的思想忽然跑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满脑子尽是些符号、公式，完全忘记了身边的情人。他的手抓着情人的一个手指，误为捅烟斗的捅条，硬往他的烟斗里塞，痛得姑娘大叫起来。牛顿这才从数学王国里跳出，明自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赶紧向她道歉说：“亲爱的，饶恕我吧!我知道，这是不行了。看来，我是该一辈子打光棍的。”牛顿的一生真应着了他的话，他一辈子是“光棍”。

名人名事迹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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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

1986年10月2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叶剑英诞生在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当时革命潮流疾风骤雨般地不断发展着。在风云变幻的年代，在中国革命的关健时刻，面对危难，叶剑英忠贞不惑，洞察局势，无私无畏，机智果敢，力挽狂澜，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叶剑英早年就在革命阵营的领导机构中工作，充分发挥了一个革命活动家的重要作用。1922年陈炯明政变，孙中山广州蒙难，他率部同叛军英勇作战，力保中山先生的安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他冒着生命危险，将汪精卫阴谋消灭贺龙、叶挺部队的密息，火速通知贺、叶等同志，使他们及时率部脱离九江，开往南昌，顺利地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随后，他又参加领导了广州起义。1935年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主义，使党和红军处于危险境地，在这紧要关头，他坚决维护革命的根本利益，把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电令及时报告毛泽东，使党中央能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抗日，胜利到达陕北。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篡夺最高领导权。在这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峻时刻，他又挺身而出，同中央政治局一起，采取断然措施，_，_这场灾难，再次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疾风知劲草，极荡识诚臣。”叶剑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表现了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毛泽东曾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句话来赞誉叶剑英，确实十分恰当。

叶剑英是我军有名的“儒将”，他阅历丰富，学识渊博，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在政治上、军事上以至文学上造诣都很深。而他的晚年，特别是年逾古稀之后，更是波澜壮阔，瑰丽辉煌。他在《八十书怀》中曾写了“老夫喜作黄昏颂，满日青山夕照明”。81岁时，又在题诗中写道：“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这些气度非凡的诗句，如今已成为广为流传的格言。

名人名事迹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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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12日，伦敦一家大医院收治了一个43岁的警察——一个已处于休克状态的垂危病人。专家们经过会诊后，认为他的败血症已经非常严重，不可能挽救了。于是，正在研究青霉素的佛罗理医生，决定“死马当作活马医”，把这个警察作为用青霉素治病的临床试验的第一个病人。

一针青霉素打进去了，往后是每隔3个小时再打一针。奇迹出现了：24小时后，病情有了明显好转;第3天，警察的意识已经清楚;第5天，病人想吃东西了。可是到了第6天，佛罗理培养的青霉素已经用完，整个伦敦也再找不到这种有效的药物了。佛罗理眼睁睁地看着警察的病情再度恶化，最后死去了。

这次治疗是成功还是失败了?可能有人认为是失败了，因为病人最终还是死了。可佛罗理医生却认为是成功的，他从警察病情的变化中看到了青霉素的威力。他敏感地意识到，弗莱明医生发现的这种物质将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将有可能去挽救千百万人的生命。

弗莱明发现青霉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1928年，弗莱明在伦敦梅利医院当医生。这个47岁的中年人正在起劲地研究对付葡萄球菌的办法。人们受伤后伤口化脓，原因之一便是葡萄球菌在捣蛋。弗莱明在一只只培养皿里培养出葡萄球菌，然后再试验用各种药剂去消灭它们。这个工作已花费了他几年的时间，至今仍一无所获——这个葡萄球菌实在是个难对付的家伙!

9月的一天早晨，弗莱明发现其中一只培养皿里竟长出了一团青绿色的霉毛。显然，这是某种天然霉菌落进去造成的。这使他感到懊丧，因为这只培养皿里的培养物没有用了。弗莱明正想把这发了霉的培养物倒掉，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把它拿到显微镜下去看看。

“啊!”弗莱明一看显微镜，情绪马上激动起来了：在霉斑附近，葡萄球菌死了!这是不是他梦寐以求，已追寻了好几年的葡萄球菌的克星呢?弗莱明立即动手大量培养这种青绿色的霉菌，将培养液过滤，滴到葡萄球菌中去。结果，葡萄球菌在几小时之内全部死亡。将滤液冲稀800倍，再滴到葡萄球菌中去，它居然仍能杀死葡萄球菌!

弗莱明把这种培养液叫做青霉素。接下来，他又做了病理试验，把青霉素注入小白鼠体内，结果什么影响也没有，证明青霉素对动物无毒害。他又在家兔的眼睛里滴入这种液体，也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1929年6月，弗莱明把自己的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在英国的《实验病理学》季刊上。可是，你可能想象不到，这篇论文竟未能引起医学界广泛的重视。有人认为青霉素的性质很不稳定，不值得深入研究。弗莱明本人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再继续研究下去。刚刚出世的青霉素被打入了冷宫。

1938年，英国医生佛罗理和钱恩在研究溶菌酶的时候，从文献中发现了弗莱明的文章。这引起了他们的高度注意，立即着手继续弗莱明当年的研究。这在科学史上被认为是青霉素的第二次发现。

佛罗理和钱恩将弗莱明发现的液状霉素，经过过滤、浓缩、提纯、干燥，终于得到了一种黄色粉末。经过许多次实验，他们证实了青霉素的药效极高，把它稀释50万倍仍能有效地杀灭细菌，这是一种极有临床价值的新型抗菌药。他们并在1941年进行了第一次青霉素治病的临床试验，这次试验我们在前面刚提到过。

但是，当时提取青霉素的方法很不理想。从100公斤的青霉菌培养液中所提取到的青霉素，只能刚刚够一个病人的一天治疗用量。靠这种方法来生产，需要大量的财力和物力。那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没有力量进行这种昂贵的生产研究，而战争又急需大量的高效抗菌药。

在英国的请求下，美国承担了这一任务。结果发现，生长在烂甜瓜表面的菌种最好;用玉米粉调配的培养液最利于繁殖;在24℃的温度下最利于大量生产。这3个条件都不难办到，青霉素终于大批量生产起来，成为一种价格便宜的特效药物了。

1945年，青霉素先后二次发现的有功之臣——弗莱明、佛罗理、钱恩，一同荣获了本年度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有人在评论青霉素的发现时说：“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可以说是既偶然又幸运。这个发现是由3个因素偶然地同时出现所造成的。”这里指的因素之一是落到弗莱明的培养皿中的霉菌，恰好是分泌青霉素的;因素之二是培养皿中的细菌，恰好是能被青霉素杀灭的;因素之三是恰好弗莱明本人在做实验，若是旁人，几乎可以肯定会按常规扔掉这只混有“杂菌”的培养皿的。

这种说法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然而仔细想想就会知道，这是与弗莱明几年来的苦心寻觅分不开的，与他历来的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分不开的。正如法国着名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所说：“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现代励志名人名事迹 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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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吴冠中先生同住一个小区。去年我要迁新居，在准备拔掉电话机的一刹那，我想到要和吴冠中先生辞行。电话里我说会常来看他，希望他保重。他说他身体其他方面还好，就是睡眠不好，吃四片安眠药也只能睡三个小时，很痛苦。我问他还在创作吗?他说很困难……电话里，他说了很多，好像不是我要搬走，倒像他要远行。

回想起前年春节，我最后一次去给吴冠中先生拜年。和往常看望他一样，我除了带去一张会说拜年话的嘴，仍旧空着两手。但当我们双手握在一起时，我是那样真切地感受到送给我的温暖。

虽说是过年，他家的新年和旧年一样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变化。他的生活多年来一如既往，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小画室不到10平方米，面朝阳，画案旁的餐桌上已摆放好午餐：一只盘子般的大馒头、一盘“水煮蒜苗”、两碗多种豆类煮制的粥。吴先生和夫人正准备就餐。我注意到吴先生好像刚刚理了发，就问，还是街边师傅的手艺?吴先生显得挺高兴地说，街边理发师傅搬进理发室，不用站街了。

很多年来吴先生总在街心公园的林荫小道边，花两元钱找个“蹲摊”的理发师傅“剃头”。我每次遇见他都会开玩笑地说，这么有价值的脑袋咋就这么廉价地“处理”一下?吴先生扭过头说，剃头师傅是“行为艺术”，我是纸上谈兵，我们工作不同，价值一样。凡到这时，他的脑袋会被剃头师傅“无情”地归位。他只得低头喃喃：我这时候的价值就相当于一个等待削皮的冬瓜。剃头师傅遇到这样的情景，就会神气地哈哈大笑说，那你们先聊会儿吧。谈笑间，吴先生总会有意无意地谈到他的“创作观点”。此时，我都觉得他很孤独，期望别人的理解。

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对吴先生的一些观点有些非议。我知道吴先生有很多话要说，我也知道他有很多话不愿说。因此，在动员吴先生接受我采访时，我们有言在先：不谈友情只谈观点，我是记者，职责所在，有言必录;您是受访者，完全自愿，实话实说。

吴先生是个率性而坦诚的人。以往无论是他的学生、朋友还是记者来访，他从未要求对所写文章在发表之前过目，可他对我提出了“我看过再发”的要求。以往，也许由于记者的误解，或记录词不达意，或节取只言片语，或是其他的原因，发表后给吴先生本人及社会、学术界引来了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误会。

所以吴先生严肃地对我说：“发表前我本人要看一看，我要对我的话负责。不能再上朋友的当!因为是朋友才信任，才会上当。朋友在变。我也在变，没有不变的人。漫漫人生路，每一阶段都会有朋友和知己。过了这村便没有这店，朋友和知己很难与自己结伴同行。分手了，真诚的朋友留下怀念，并非真诚的朋友留下遗憾。我当了数十年教师，对自己的学生一向不说假话、空话，在学术钻研上绝对用科学的解剖刀，六亲不认。对学生、对朋友的坦诚几乎成了习惯，对并非真诚的人也坦诚对待，对有目的的人毫无防范，于是被利用，被断章取义的教训不少。这样的人和事不仅影响我个人的情绪，对社会和学术界也起了很坏的作用。”

面对这位学贯中西，虽已白发苍苍，却又不谙世事的单纯如孩童的老艺术家，我没有说出“我文责自负”那句常说的话。因为，我实在找不出理由拒绝老人家的要求。那次采访很深人，他的情绪一直很激动，但也很清醒很有条理。后来我的专访《吴冠中有话要说》在《文艺报》整版发表后，吴先生将此文收入到他的文集，我们的友情也从相识而跨向更高的境界——忘年交。

记得2001年我去吴先生家那次，他家与往日稍有不同的是窗台上多了一个小罐头瓶插着的红色康乃馨，书桌的花瓶里是带有绿叶的金色郁金香。这使我忽然想到，今天大约是吴先生的生日。那两束淡雅、朴素、没有任何装饰的鲜花，一定是他的儿孙或熟悉他的朋友或热爱他崇拜他的弟子悄悄送来，以表心意。吴先生一辈子从未为自己张罗过生日，也坚决不主张任何人为他过生日。因此，我不知道哪天是他的生日，他只说，我是老羊，你是小羊，我们都属羊。他随口问了我这只羊的生日。

突然有一天，他散步时又到我家，高高兴兴地祝我生日快乐，并送给我一幅他写的字：“羊生日，见日出，殷红色”。我们相识多年，从未张口向他求过一幅字画，这一份突如其来的珍贵的生日礼物让我特别兴奋也特别惭愧。因为，我从未给我的这位忘年交祝贺过生日——无论是他在艺术创作默默无闻的时候，还是他在国内外声名显赫的时候，他却把我这小字辈的生日放在心上。那年他82岁。

我一直在想，吴先生这些年来引起许多人的误解，一定与他独特的思想有关。也许，随着中国美术的发展，我们将越来越认识到吴先生的观点的意义与价值，误解也会随之消除……

而今，吴先生和这个世界永别了，我这个没心没肺的人竟然没在搬家后的一年里去看望他。现在我只能把他老人家送给我的那套精装本《吴冠中文集》摆放在桌上，点燃一支蜡烛，在幽幽的烛光中怀念这位像画家一样杰出的文学家。他送我书时说的话言犹在耳：“文是画之余，是画之补，是画到穷时的美感变种。只可惜，我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风景画家，不能互换，是文是画，只求表达真性情吧。”

老人的话在我心里生根，老人的身影在我脑海里驻足，我把老人那颗不再跳动的心安放在我的生命中。

现代励志名人名事迹 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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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辛和陈德森相识已近20载。陈德森是香港多才多艺的电影人，曾做过场记、编剧、策划、统筹……1993年，陈德森加入了由陈可辛、张之亮、曾志伟等人组建的“电影人制作公司”(简称ufo)。他的才华引起陈可辛的注意，他编写的剧本也经常得到陈可辛的赞赏。两人惺惺相惜又志趣相投，逐渐成为好友。

后来，陈德森执导了一部低成本的《晚九朝五》，影片描写了青年人纸醉金迷的夜店生活和一代入迷惘的青春。这本是陈可辛想拍的电影，但陈可辛是娱乐圈著名的健康生活分子，他不喝酒也不泡吧，并没有这方面的体验。他想起了好友陈德森，心头不由一动：陈德森爱喝酒、爱飙车，还有个在兰桂坊开夜店的表哥，他有着这方面的天然优势，再说陈德森也一直想做导演。于是，陈可辛决定成人之美，他对陈德森说：“德森，你有这方面的体验，不如你来拍吧!”对于陈可辛的“知遇”，陈德森非常感动。

《晚九朝五》在香港备受争议，当时ufo公司的其他合伙人，比如曾志伟，看见他们掉头就走，责怪他们弄了部低级片子：“好做不做，你们把公司毁了!”面对非议，陈德森羞愧交加，欲放弃做导演。陈可辛鼓励他说：“德森，我们不怕这些，我们拍得真诚。只要坚持努力，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获得大家的认可。”

“你这么看好我能成功?”陈德森问。

“是啊，我对你有信心!”陈可辛答。他常常是陈德森剧本创意的第一个聆听者。

在陈可辛的鼓励与提携下，陈德森开拍了几部票房和口碑俱佳的电影。1999年，陈可辛联手陈德森成立“applausepictures”电影制作公司。陈德森以《神偷谍影》和《紫雨风暴》在香港电影圈崭露头角后，他不满足于只是当个“公式化的动作片”导演，他想拍一部“有些意义、有点内涵”的电影。

《十月围城》，得益于

他们的友情

2000年的一天，陈德森找到陈可辛，讲述他的电影构想：“peter(陈可辛英文名)，我想拍一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动作片。这次还想拍小人物，你觉得让一群小人物在一个混乱的背景下保护一个很重要的人，这样的故事有趣吗?”陈可辛大声叫好：“听起来很有创意。”但他随即反问一句，“你要他们保护谁呢?”是啊，要保护谁呢?陈德森一下子被问住了。

陈德森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偶然一次，陈可辛想起了他父亲拍过一部以保护孙中山为题材的电影《赤胆好汉》。以前陈可辛想重拍这部电影，但因为种种原因搁置了。他想到陈德森的构想，于是第一时间把这个题材推荐给陈德森。陈德森一听，立刻说：“保护孙中山这个题材很好。”当晚，陈德森就把这部电影看完，然后兴奋地开始动手改写剧本：把《赤胆好汉》里的一个义士改为六个，变成群戏。剧本改完后，陈德森确定了这部电影的投资额：6800万港币。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

经过一年多的艰难筹资，陈德森得到好友曾献基的情义相挺，获得6800万港币的投资。《十月围城》这部浩大的制作从筹备之初就险阻重重。2003年，眼看影片开拍在即，陈德森却接连经历了“非典风暴”、投资人自杀、资金冻结、法律官司、母亲中风过世、姐姐罹癌、车祸、抑郁症等一连串风波，他朝思暮想的。围城梦。与那座木制打造的香港旧城，在风雨中逐渐销蚀……

陈可辛一直尽其所能地帮助他，并给推荐了一组“心与灵”的课程，劝他离开香港——与其卡在那里，倒不如去加拿大休息一下。陈德森听从了好友的劝导。

就在陈德森“风雨如晦”的那几年，陈可辛在事业上犹如神助：2005年，他执导的《如果·爱》在内地公映，好评如潮;2007——，汇集了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的《投名状》登陆年底的贺岁档，不仅票房突破两亿，还几乎囊括港台所有的电影奖项。

春风得意之下，陈可辛并没有忘记正走霉运的好友陈德森。2008年，《投名状》票房过两亿元的那天，陈德森给陈可辛发来祝贺短信，陈可辛却回电话问：“德森，你那个《十月围城》可以开拍了，还拍不拍?”陈德森说;拍啊。“陈可辛说：”好，那我们就来聊聊。“陈德森没有欣喜若狂，他关心的仍然是那个老问题：”你给我建那座城吗?“当年他说要建这座城的时候，十个人里，有七个扭头就走，只有两个人劝他放弃，其中一个，就是陈可辛。这回陈可辛只答了一个字：”好!“他亲自担任该片的监制，很快找到2300万美元的投资。

2009年3月底，陈可辛和陈德森在香港宣布《十月围城》正式启动。随后，剧组开始在上海拍摄。开机三天后，陈德森焦急地给陈可辛打电话：”按照目前的时间，6月中旬肯定拍不完。演员档期已经少了一个月，这怎么拍得完呢?除非多一些人来帮忙。“陈德森的言外之意是，不如你也来一起拍吧。陈可辛不想陈德森被人指为”傀儡导演“。所以他只好说：”你就好好享受做大片的导演吧!“

开拍的第一个月，淡定的陈可辛只来剧组探了两三次班，每次只待两三天。而”不淡定“的陈德森，压力大到要靠吃安眠药才能睡得着，天天睡觉都做梦，做梦都在拍戏，经常半夜大喊一声”cut“之后醒来。每天早晨，他一拉开窗帘，就看到自己的”梦想之城“近在眼前，可此时，它”简直变成一座恐怖之城“。两个半月后。当服用安眠药的剂量达到极限时，陈德森终于病倒了，他对陈可辛说：”我不行了，在这里我会发疯，我要回去看医生。“说完他就回了香港。

回到香港的家中后，陈德森将手机关机，连睡了四天。陈德森的这次出走，快把陈可辛逼疯了。陈可辛开始给他打”追命连环call“，但每次打，都是关机。陈可辛心急如焚，他实在不愿看到好友功亏一篑。于是连夜赶去香港陈德森家里，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回去复工。

见面之后，陈德森不等陈可辛开口，第一句话就说：”我真的不想拍了，压力太大了!“陈可辛内心清楚这部戏对陈德森的重要性，为了给好友鼓气，他故意说：”德森，我并不完全是为了帮你圆十年来的梦。我一辈子的梦想是，上台拿最佳电影——我监制但不是我拍的电影。我已经拿过最佳电影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编剧奖，可是我没有拿过由我监制的最佳电影奖。能拿下的话，我的金像奖之旅就可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所以德森，作为兄弟你一定要帮我。“

陈德森信以为真，他决定帮助好友完成金像奖梦想，但他明白以一己之力恐怕无法如期完成。陈可辛这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打电话给《无间道》的导演刘伟强，请求帮忙。接到陈可辛的电话后，刘伟强第二天就带着行李来到上海。刘伟强和陈德森、陈可辛分为三个组，同时开工赶拍。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十月围城》如期拍完。

《十月围城》杀青的晚宴上，戒酒多年的陈德森破例喝醉了，他握着陈可辛的手哭了：”peter，多谢你帮我圆了十年来的梦。“陈可辛拥抱着陈德森，感慨地说：”德森，你这话就见外了。一直以来，我都很欣赏你的纯真和坚持。我们是多年朋友成兄弟，帮你如助我。“

名人名事迹 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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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腾冲之前，经常听爸爸给我讲起远征军的英雄事迹，今天，我终于来到了这里，来祭拜这些英雄们!

一来到门口就能看到“国殇墓园”白底蓝字四个大字悬挂于墓园正门上方，显得凝重悲壮。墓园的修建全是由人民自发捐赠建成的，整个墓园占地80多亩，是为纪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攻克腾冲战斗中阵亡将士而建的墓园，目前是中国规模、保存也最完整的将士纪念陵园。

进入大门，在大门的旁侧，竟有一座低矮的小圆墓，上面写着“倭冢”，原来这竟是几个日本军官的墓，这几个日本人啊可坏了，还参加过南京大屠杀，虽然当时这几个人已经投降，按说是不能杀的，可当地人民实在憋不住内心的怒气，一拥而上将这三个日本军官以跪姿活埋，面对陵园，后来日本国出高价想讨回这三个日本军官的遗骨，可腾冲人说:“我们宁愿穷一百年，一千年，也不会做出这种对不起英烈的事!”

往墓园的后山走，有一个山坡，周围松柏挺立，有山有水，3646块小碑自上而下，呈辐射状纵队排列，每一块石碑上刻着他们的名字、军衔等，排列的顺序和当时抗战站队的顺序一模一样……这里还埋葬着一些被称为童子兵的小孩子，最小的仅仅只有8、9岁，他们杠着土枪土炮就往敌军的堡垒冲刺，可是他们的土枪土炮连在敌人堡垒上留个小坑都不行!敌人的炮火又非常猛烈，所有上战场的童子兵们是有去无回!看到这里，我已经热泪盈眶，非常庆幸自已生活在和平年代，同时非常感动。

我庄严的在“中国远征军抗日将士纪念碑”前行了队礼，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今天的美好生活，希望永远和平,不要战争!

老师的话:看了胤词的文章，心情很沉重，这大概也是你在参观烈士陵园时的感受吧!为了和平我们付出过太多惨重的代价，今天的幸福生活有着无数人的青春和热血。感谢你的这次旅行，也感谢你的队礼和希望!

现代励志名人名事迹 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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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出生于山西省夏县的14岁少女侯波，怀着一腔抗日热情只身来到延安，矢志于投身红色革命事业。此后，侯波担任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专职摄影师，时间达12年之久。她用小小的镜头，记录了许多叱咤风云的共和国伟人，尤其是毛泽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后人留下许多珍贵而永恒的瞬间，被誉为“红墙摄影师”。由于工作需要，侯波有机会接触生活中的毛泽东，也因此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

“女同志，半边天，站在中间”

北平解放后，侯波被调至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摄影科长，专职拍摄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于是有了第一次与毛泽东面对面接触的机会。

1949年6月的一个下午，居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送走客人准备返回居室时，发现院子里站着三个人，其中一位是侯波，一位是侯波的丈夫徐肖冰，另一位是新华社记者陈正清。三人向主席问好，毛泽东会意地笑了，并和蔼地指着院子里的一座小亭子，说：“咱们一起坐坐。”侯波在延安长大，虽然她多次听毛泽东作报告，但是与主席如此近距离地交谈，这还是第一次，因此她心中不免紧张。

“你的家乡在哪里?”主席笑呵呵地问。

“山西夏县。”侯波怯怯地回答。

“啊，你是关云长的老乡哟。”主席一句风趣的话语，一下子把侯波逗乐了，谈话的气氛顿时变得轻松起来。主席接着说：“那是个好地方，抗日战争时陈赓同志就在你们那个地区打过仗。”侯波也讲了她的经历，主席听后高兴地说：“你是吃陕北的小米长大的。”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侯波永远也忘不了。

辞别之际，毛泽东主动要求说：“咱们合个影吧。”陈正清立即架起照相机，侯波与徐肖冰一左一右站在毛泽东身旁，毛泽东却说：“女同志，半边天，站在中间!”只听见“咔嚓”一声，一代伟人与三个年轻人一次轻松愉快的会面，被永远地定格了。

开国大典后，侯波被调往了中南海，专门为主席拍照。1959年，毛主席接见一些亚非拉国家的朋友们，侯波负责拍照，周总理帮忙排列队伍。周总理把主席安排站在亚非拉国家朋友们的中间，说：“大家的头都簇拥在毛主席周围”。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们都被周总理这一有趣的说法逗乐了。侯波抓住机会按下快门，一张《毛主席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的杰作就诞生了。

“喝几口长江水就会游了”

1955年，毛泽东参观湖北省汉口棉纺厂后，来到长江边，决定在江里畅游一番。毛泽东换上泳衣，登上小船，下到了江里。

侯波跳上了另一只小船，紧紧跟在主席身边。岸上的同志知道侯波不会游泳，所以隔着老远不停地给船工打手势。老船工颇为自信地驾驶着小船，按照侯波的要求调整着与毛泽东的距离。侯波则“咔嚓、咔嚓”不停地按着相机快门，精准、多角度地捕捉着主席游长江的英姿。

这时，毛泽东注意到手拿相机像位女将军的侯波，并向她微笑示意。横渡长江上岸后，毛泽东亲切地问：“你没有下江吗?”侯波腼腆地回答：“我不会游泳。”毛泽东笑着说：“喝几口长江水就会了。”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1961年是侯波跟随毛泽东的第12个年头。这一年，组织决定调侯波回新华社。在拿到调令的一瞬间，一幕幕往事从侯波心头掠过。想起自己在中南海工作了这么多年，她合不得这里的一草一木，更合不得离开主席。她想：哪怕在中南海多待一两天也好啊!

这时，有人传话要她去见毛主席，侯波快步走进主席的办公室。毛泽东请她坐下，微笑着对她说：“你在我这里工作了十多年，给中央同志照了许多相片，很辛苦，你也有功劳。”侯渡憋了好久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顺着眼角夺眶而出。在主席眼里，侯波是位勇敢的女战士，长江的惊涛骇浪没有吓住她，在各种恶劣的条件下，侯波也咬牙挺住了，然而现在她哭了。主席还是第一次看到侯波落泪，他安慰她说：“不要难过嘛。你可以经常来看我，什么时候都可以，或者有什么事可以写信给我。”

1962年4月，毛主席特意派人给侯波送来一幅专为她书写的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名人名事迹 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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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的一天,伦敦一家最大的百货店顾客盈门。一批又一批的顾客涌向店内两间相连的小室。据说有人发明了一种机器,能把接收到的图像再现出来。

观众们乘兴而来,但扫兴而归。因为他们看到的仅仅是模糊不清的影子和闪烁不定的轮廓。

“这不是吹牛吗?这叫什么图像。”

“追求广告效应,不讲真话,应该告这个所谓的发明者”。“不是他的错,是百货商店老板的馊主意”。

人们议论纷纷,有一些热心者则不断地向发明者追问:“你怎么不把图像弄清楚些呢?”“你能不能传一只动物什么的给我们看看?”

“对不起、对不起。目前的技术还没有办法。”发明家贝尔德在一边无奈而又尴尬地回答着人们的追问。

贝尔德是个不到20岁的英国青年,当时无线电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通讯、广播了。世界上许多发明家,其中有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大师,都想发明能传播现场实况的电视机。但都没有成功。贝尔德却立志要发明电视机。

贝尔德在英格兰西南部的黑斯廷斯,建造了一个简陋的实验窒。但他没有实验经费,只好用一只盥洗盆做框架,把它和一只破茶叶箱相连,箱上安装了一只从废物堆里捡来的电动机,它可转动用马粪纸做成的四周戳有小洞洞的“扫描圆盆”,还有装在旧饼干箱里的投影灯。几块透镜及从报废的军用电视机上拆下来的部件等等。这一切凌乱的东西被贝尔德用胶水、细绳及电线串连在一起,成了他发明机的实验装置。贝尔德知道电视机的原理:应该把要发送的场景分成许多小点儿,暗的或明的,再以电信号的形式发送出去,最后在接收的一端让它重现出来。

贝尔德在他简陋的实验室里年复一年地实验,他实验装置被装了又拆,拆了又装。经过十八年的努力,1924年春天,贝尔德成功地发射了一朵十字花。但发射的距离只有3米,图像也忽有忽无,只是一个轮廓。

为了找明图像不清晰的原因,贝尔德又开始了新一番试验。他想原因也许是电压不足?于是他把好几百个干电池连接起来。他接通了电路,可是不小心左手触到了一根裸露的连接线,高达2000伏的电压立即把他击倒在地,他昏迷了过去。第二天的伦敦《每日快报》马上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贝尔德触电的消息。贝尔德一时间成了英国的新闻人物。

贝尔德灵机一动,就利用报纸来为他筹集资金。他设法为记者们做了一次实物表演。一家小报做了通讯。伦敦的一家无线电老板闻讯赶来。表示愿意

提供经费。但要收取发明的收益的一半份额。

贝尔德同意了这样苛刻的要求。他的实验装置从黑斯廷斯运到了伦敦。

但经费很快又用尽了。他的试验似无重大突破。

一家百货店的老板又来同他订了合同。每周付他25英镑。免费提供一切材料。但贝尔德必须在他商店门前操作表演。

现场表演又是失败。贝尔德生活日见艰难。没钱吃饭,没钱付房租。他只好忍痛把设备的零件卖掉,以此维持生活。他家乡的两个堂兄弟得知贝尔德陷入绝境后,给他寄来了500英镑。贝尔德得救了,他立即又投入试验。

成功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终日陪伴他的木偶头像“比尔”的脸部特征被清晰地显现在接收机上了。这一天是1925年10月2清晨。

“成功了、成功了”贝尔德兴奋地喊叫着冲下楼。一把抓住一个店堂里的小伙子,拽他上楼,把他按在“比尔”的位置上。小伙子吓得直打哆嗦,但几秒钟后,他也吃惊地喊叫起来:“真是奇迹,真是奇迹。”因为贝尔德的“魔镜”里映出了他的脸。

贝尔德终于震惊英国,资助他的人纷纷涌来。贝尔德更新了设备。开始更大规模的试验。

1928年,贝尔德把伦敦传播室的人像传送到纽约的一部接收机上。

不久,又出现了新的奇迹。贝尔德把伦敦一位姑娘的图像传送给她正在远洋航行的未婚夫。

贝尔德的名字在全世界传开了。他申请在英国开创电视广播事业,但没有得到批准。但要求电视广播的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提交给议会,经过激烈的长时间的辩论。议会决定了开展电视广播。

1936年秋,英国广播公司正式从伦敦播送电视节目。此时的贝尔德又开始埋头研究彩色电视。

1941年12月,贝尔德传送的首批完美的彩色图像获得成功。可惜的是贝尔德的实验室被希特勒的飞弹击毁了。但贝尔德重新开始研究。1946年6月的一天,英国广播公司开始播送彩色电视节目,但劳累过度的贝尔德却在这一天病倒了,没有收看他的研究结果。6天后,他离开了人世,终年58岁。

在英国南肯辛顿科学博物馆里,游人能看到贝尔德发明的第一架电视机,还有陪伴他多年的木偶比尔。比尔咧嘴笑着,仿佛在向游人诉说贝尔德的艰苦发明的故事,也好象在为贝尔德成功而欢欣……

钱伟长的著名事迹 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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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30日，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先生与世长辞。

当晚，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一片哀婉，数百名师生自发来到广场，点燃烛光、手持鲜花，举行哀悼仪式，众人潸然泪下。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道路两旁的树木间拉起了黄丝带，绵延几十米，一旁还拉出了悼念横幅——“钱校长一路走好，来世还做您的学生”。

2010年8月7日，上海龙华殡仪馆里人潮涌动，数千名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各界人士和市民在这里与这位“中国力学之父”挥泪作别。

随着这位老人的驾鹤西去，中国科学界的巨星“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都相继陨落，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绝响。

在央视2010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上，一段52字的颁奖辞概括了钱伟长跌宕起伏、艰难曲折，而又无比崇高和伟岸的人生道路。

“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意有祖国!”

寒门学子的艰难求学路

1913年10月9日，钱伟长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鸿声镇七房桥村的一个贫民家庭中。鸿声镇位于无锡县的东部，距离无锡县城大约40公里，鸿声一名源自清末富商钱鸿声。从家谱上循脉，钱伟长的先祖可以追溯到吴越国王钱镠，但此时家境已经没落。

钱伟长的祖父钱承沛是晚清秀才，以教私塾谋生，在村中颇受人们尊重，他牢记“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祖训，先后送两个儿子钱挚、钱穆去读私塾。可惜的是钱承沛在39岁的盛年，因为贫病交迫而去世。钱挚和钱穆不得不考入师范学堂，以求早些谋生贴补家用。，当时军阀混战，虽然父亲和叔父有薪水，但十分微薄，依然难以维持家计。

钱伟长的母亲王秀珍和善而勤劳。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钱伟长从小就争着帮助祖母、母亲和婶母采桑养蚕、挑花刺绣、拾田螺、捞螺蛳、捉田鸡、挑金花菜、马兰头、荠菜等田岸边上的各种野菜，还要做放鸭子，摸小鱼小虾，湖边挑灯捉蟹，泥中拾蚌等各种能贴补家用或助餐的活计。生活贫困，农村中卫生条件又很差，钱伟长的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相继夭折，他也曾患过肠胃寄生虫病、疟疾、伤寒等各种疾病，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钱伟长终究还是活了下来，但疾病留给他一个发育不良的瘦弱体格。

但是生活依然艰辛无比，在钱伟长5、6岁时，一场大火吞噬了老宅，全家人不能不到附近的荡口镇上租房生活，钱伟长的课业也无法持续，在六年中，他辗转了附近的五所小学，读书的全部时间加起来，仅仅只有2-3年。

虽然学业断断续续，但是钱家毕竟是世代诗书之家，祖辈和父辈都是饱学之士，四叔钱穆后来更是通过自学成为一位国学大师。在这样深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钱伟长从小就熟读《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国学著作。父亲更是让他两天写一篇作文，由他的八叔负责批改，给他打下了很好的国文基础。

1924年是钱伟长人生的转折点，祖母和母亲希望小学毕业的长子去做学徒，以后可以捧一些诸如邮局职工、铁路职工的铁饭碗，可以补贴家用。但是家学渊源深厚的父亲和叔父却不同意钱伟长就此结束学业，他们对这个孩子的未来还是寄予了厚望。

随着父亲调任无锡荣家主办的荣巷工商中学教务主任，钱伟长也获得了中学学习的机会，但是他天生不喜欢商业，却对国学情有独钟。父亲把他送到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主办的国学专修学校学习。1926年，父亲转任无锡县立初中教务主任，钱伟长又来到这所初中求学，但是不久因为学校停办而辍学。此时的家庭之间的争论又开始了。已经成为江苏省苏州中学主任教师的叔父钱穆鼓励侄子报考苏州中学。

江苏省苏州中学是一所有千年办学渊源、百年办学历史的中国江南名校。其前身可上溯至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名相范仲淹在此创建苏州府学,聘请有声望的教育家胡瑗等名师掌教。在此执教的名师有国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史学家吕思勉、文学家吴梅、语言学家吕叔湘、美术家颜文樑、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等，也包括钱伟长的叔父国学家钱穆。钱伟长的运气不错，他是以“压分”的成绩勉强进入苏州中学的，在录取榜上排名最后一名。

当时的苏州中学是苏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名校，那里不仅群英荟萃、名流云集，而且思想活跃。师生们都坚信，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拯救中国。而钱伟长也依稀看到了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

1928年，钱伟长的父亲钱挚英年早逝。在苏州中学临别时，父亲最后的叮咛一直铭记在钱伟长的心中，“苏州、无锡一带出过不少文人名士。人说这里人杰地灵，这不过是欺人之谈。其实哪一个人的成功不是辛苦攻读的结果呢?“

因为家境贫寒，当时钱伟长靠的是他四叔钱穆的接济，同时也向乡里的“钱氏义庄”中领救济。他万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因为基础差，钱伟长在理科方面非常吃力。2007年11月23日，一篇题为“钱伟长：在苏州中学求学的日子”署名文章在光明日报刊发，在文中钱伟长回忆说，“我那时很用功,但数学、物理、化学等还是由于小学、初中基础差而很困难。我最怕的是分数和小代数、平面几何等。高中要学三角、大代数和解析几何,对我都非常困难。”他在高中阶段真正拿得出手的只有国学。

数学老师严晓帆是带领钱伟长走向科学殿堂的恩师，基础薄弱的钱伟长经常在学生宿舍熄灯后来到严先生宿舍进行半夜攻读，先生孜孜不倦地鼓励和引导，学生发奋苦读，日积月累，钱伟长终于在理科中能跟上学校的大部队了。

为了科学救国，他弃文从理

1931年，钱伟长又一次站在了抉择的十字路口，虽然家境艰难，他依然希望能够继续学业，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去注视这个世界。

北京大学任教的叔父钱穆给予了他有力的支持。此时的上海滩有位实业家吴蕴初，他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发展化学工业上，是民国时期中国的“味精大王”。吴蕴初出身清寒，对没钱而想读书者的迫切心情有切身感受。1931年，吴蕴初出资5万元发起成立“清寒教育基金会”，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家教育基金会。

高中毕业的钱伟长来到上海，在一个月之中参加了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入学考试，凭借他雄厚的文科基础，以及还算过得去的理科成绩，他被五所大学录取，也十分幸运地争取到了“清寒奖学金”。他最后的选择是北上求学，进入国立清华大学深造。

录取钱伟长的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他的文科成绩独树一帜，中文和历史双科均是满分，但三门理科的成绩不佳，总分才25分。

此时，国家的前途让钱伟长改变了自己的发展目标，入学第三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青年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此时的钱伟长心潮澎湃。五四运动以来，“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思想在青年一代中深入人心，科学救国的理想在钱伟长心中升腾着。钱伟长决定弃文从理，转入物理系学习。他找到了当时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和物理系主任吴有训，真诚地诉说着自己的理想，“目前我们祖国迫切需要的是科学技术、是飞机大炮!所以我要学物理。我的数理化成绩虽然不好，但我有决心赶上去，这一点请先生放心。

”

叶企荪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1918年，叶企孙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去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师从实验物理大师布里奇曼，这位大师在194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吴有训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师从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主任康普顿教授，这位康普顿教授在1942年12月与恩利克·费米等人协作建立起了人类第一台核反应堆“芝加哥一号堆”。吴有训的贡献是回国后开创X射线散射光谱等方面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创造性地发展了多原子气体散射X射线的普遍理论。除了钱伟长外，他的学生还有钱三强、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等。

一个文科生要转成理科生，谈何容易?

叶企孙看着这位文科优等生有些犹豫，吴有训当时提出，让钱伟长试读一年，如果化学、物理和高数都及格，就允许他转系。但是一开始效果并不好，一连7个星期，钱伟长的课堂测验都不合格。吴有训亲自传授了一些物理学的学习方法。钱伟长也是起早贪黑学习，全力以赴。在他晚年回忆起那段岁月时，是这样表述的：“那时候跟我一样拼命的有华罗庚。我是很用功的，每天早晨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可是华罗庚已经背完了。”

到学年结束时，他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科目的考试成绩都超过了80分，转系的梦想成功了!

在此后的岁月中，钱伟长起早贪黑地学习，四年之中，通过课堂学习和自主学习，他学到了需要八年完成的课程内容，满足了化学系、物理系都能毕业的要求，成了一名出类拔萃的优秀生。更重要的是在清华名师们的指点下，他学会了创造性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和钱伟长一起改学物理的清华学生共有5个，但是最终只有钱伟长一人坚持到毕业。

靠教书筹路费奔赴西南联大

当年的物理系本科生就业选择面很窄，钱伟长也不想谋个官职或者从商，为了科学救国的理想，毕业后钱伟长选择了攻读硕士学位，1935年，成为了清华物理系吴有训教授的研究生。

经济困难的钱伟长当时幸运地申请到了已故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用遗产设立的“高梦旦奖学金”，钱伟长跟着吴先生进行 X-线衍射，原子光谱学等研究，研究生阶段，他与同学顾汉章一起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物理学论文《北平大气电量的测定》，‚在青岛举行的全国物理学年会上钱伟长宣读了这篇论文，这是中国自行测定大气电量的第一批数据，也是钱伟长科学研究的起步，之后他又完成了有关电离钙、钾和单游离硒的光谱研究的三篇论文。

在研究生阶段，钱伟长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在学生运动中，他和清华国学系的孔祥瑛相识相恋。孔祥瑛同样出身于书香门第，她是孔子第七十五代孙。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为了躲避战火，大量北京的高校纷纷往西南迁移。因为家境贫寒，钱伟长无法和其他师生同行。为了继续追求自己的学术理念，筹措到足够的路费，他来到在天津的耀华中学教授了一年的物理课，当时他培养出了火箭控制专家梁思礼院士等一批杰出人才，这也是他未来成为教育家的预兆。

1938年，钱伟长开始了南下，他要前往西南联大，与清华的师生们一起战斗，保留中国科学事业的火种。

这次的长途跋涉也改变了钱伟长的科研走向，当时的中国大地被日寇的敌机狂轰乱炸，大量难民流离失所，钱伟长看着满目疮痍的祖国，心如刀割，痛苦万分。他认为中国必须要有人做航空科学研究，有自己先进的武器，这样就不会被人随意欺凌。随后他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在了航空工程方面，他要从事力学研究，这是航空工程最基础的物理学领域。

来到西南联大后，钱伟长在教书的同时，开始钻研弹性理论。

1939年，中英庚款第七届公费留学生招生委员会同时在上海、昆明、重庆三地招考，总招生名额仅仅二十名，但是报考者超过三千人。钱伟长报考的是力学专业。其中力学专业原拟录取弹性力学、流体力学各一名，共两人。由于前三名考生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的考试分数相同，原清华、北大的理学院院长叶企孙、饶毓泰决定破例同时录取，于是这届庚款留学生共达二十一人。1939年9月2日，留英学生22人抵达香港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赴英客轮扣作军用，钱伟长等学生的留学计划也被迫延期。

在返回昆明等候通知的时候，钱伟长借到一本《弹性力学的数学理论》，仔细研读后发现当时国际学术界关于弹性板壳理论十分混乱，不仅板、壳分开，而且各种不同形状的板壳有不同的方程。于是，钱伟长决心寻找一种统一的以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

四十多年后，钱伟长将自己当时的研究设想和研究目标告诉了上海大学终身教授戴世强。

首先是板、壳的分析处理“各自为政”，各种形状的板壳(如柱壳、锥壳、球壳、环壳等等)又“各搞一套”，各有各的描述方法;

其次是各种处理方法花样繁多，众说纷纭，十分混乱，没有一种系统的简化与近似方法;另外，多数处理方法基于一些先验性假设，如克契霍夫-勒夫假设，理论上不够严谨。

因此，钱伟长就想，为什么不能另辟蹊径，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呢?于是，经过刻苦钻研，新理论的雏形悄然诞生。他采用微观视角，以微元体为出发点，引进三维应力-应变关系，得到用应变分量表示的平衡方程和协调方程;同时首次以张量分析和黎曼几何为工具，得到了用板壳中面的拉伸变形张量和曲率变形张量的六个分量表示的全部方程，建立了弹性薄板薄壳的内禀统一理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确理论，避免了一些纯经验的假设;而且经过条分缕析，归纳岀各种板壳类型，建立了相应的方程，有希望把过去的各种类型的方程悉数“收入囊中”。

1940年8月，21位留学生搭乘“俄国皇后”号抵达加拿大，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三人前往到多伦多大学深造。钱伟长师从应用数学系主任、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辛吉教授。辛吉教授是爱尔兰人，也是著名的应用数学家和英国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在应用数学、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等领域颇有建树。1939年，二战爆发，他在德军空袭伦敦时被疏散到加拿大，之后在多伦多大学创建了北美第一个应用数学系，并把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精神带到了多伦多大学。仅仅入学半年，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三人就拿到了硕士学位，成为了多伦多大学的一段佳话。

在大洋彼岸成为“中国骄傲”

说来也巧，钱伟长和老师的第一次见面就十分投缘，因为他和辛吉教授都在研究“板壳内禀理论”的统一性问题。只不过辛格教授的研究偏向宏观，他的研究更加微观。

板壳内禀理论是力学领域的一大难题，但是很有实用价值。在航空航海工程、武器装备、仪器仪表和各项工程设施中，到处可见到平板和壳体，例如，方板、圆板、三角形板、环形 7 板、球形壳、柱形壳、锥形壳、环形壳、波纹形壳等等，实践中，必须了解它们承受各种载荷时的平衡和运动状况。多年来对于各种各样的板壳，各学派学者用不同的方程式来描述，钱伟长和辛格都认为它们应该有内在的联系，有必要加以统一。

1941年5月11日是现代航空大师、美籍匈牙利人冯• 卡门(T. von Kármán)教授六十岁寿辰。美国科学界在前一年就决定为他出祝寿文集。

冯• 卡门是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他开创了数学和基础科学在航空航天和其他技术领域的应用，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他所在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实验室后来也成为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喷气实验室。

在第一次相见时，辛吉教授就提议把自己的宏观理论和钱伟长的微观理论合在一起，写出一篇论文，投交给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用以祝贺冯• 卡门教授的寿辰。钱伟长经过50天的日夜苦战，就拿出了论文初稿。此后，辛吉教授与钱伟长进行了反复讨论、修改，论文《弹性板壳内禀理论》终于诞生，发表在冯·卡门教授六十诞辰纪念文集中，该祝寿论文集于1941年夏季刊发，文集有二十几位作者，除了钱伟长是未到而立之年的年青学者以外，纪念文集上的作者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学术权威，其中包括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数学家冯·诺依曼、柯朗，力学家铁木辛柯、冯·米赛斯、莱斯纳等人。

当年，爱因斯坦看了钱伟长的论文后由衷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爱因斯坦的高度评价也使得钱伟长奠定了他在世界科学界的地位。

为什么钱伟长的文章会得到爱因斯坦的认可呢?对于这段迷雾，戴世强教授的解释是这样的，钱伟长的博士论文的名称叫做“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内禀就是内在统一理论，他用曲面几何做工具，建立了中面坐标系，来研究板壳的微观距离，建立了一个内在统一理论。而研究曲面上几何问题需要用到黎曼几何，钱伟长充分利用了黎曼几何进行了张量分析。爱因斯坦研究广义相对论时，所用的工具也是黎曼几何，因为用了相同的数学工具，所以他肯定会比较关注钱伟长的论文。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因斯坦对于黎曼几何的掌握能力还略逊于钱伟长，因此爱因斯坦会对钱伟长用黎曼几何和张量分析去解释板壳理论的能力非常钦佩，所以才会感叹表示“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无论如何，28岁的钱伟长此时成为世界科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获得硕士学位后，郭永怀、林家翘赴美深造，钱伟长继续从师辛吉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42年，他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应用数学学科的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于1944年发表上美国《应用数学季刊》的一、二卷上，后来也成了板壳理论中的经典文献。文中提出的关于扁壳(即跨度远小于曲率半径的壳体)的非线性方程组之后在国际上被称为“钱伟长方程”。1977年在美国出版的《板壳渐近解》一书中，将钱伟长当年的工作认定是“划时代的工作”。

在科学领域成绩斐然

取得博士学位后，经过辛吉教授的推荐，钱伟长来到了冯·卡门教授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在那里他还获得了教职，1942年到1946年期间,钱伟长担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哥根海姆实验室喷射推进研究所总工程师。

在冯 ·卡门的指导下，钱伟长完成了有关水轮机曲线导叶的实际离角计算和变扭的扭转问题的研究，还参与了超音速的锥流计算等重要研究课题。钱伟长撰写的《变扭率的扭转》一文，曾使冯·卡门赞叹不已，称誉这是一篇经典式的论文，后来此文由他们两人共同署名发表在美国《航空科学月刊》上，冯 ·卡门曾说这篇论文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

当时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美国当时正在加紧研究火箭、导弹，精确地计算火箭导弹的弹道成了当务之急，钱伟长担起了这个重任，他经常到喷气推进研究所在地墨西哥州的白沙基地参加火箭试验，对各种型号的导弹(特别是下士式导弹)的弹道及空气动力学性能进行细致分析，写出了许多保密的内部报告，并提出了有关火箭、导弹落点的理论。

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地区上演了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登陆行动：海面上，600多艘军舰大炮齐鸣;在空中，数千架轰炸机怒吼天际。盟军史无前例地以288万兵力、参战飞机13700架(其中轰炸机5800架、战斗机4900架)、海军舰艇9000艘之多投入这次登陆战役，以雷霆万钧之势猛扑诺曼底的德军防地，乌云和硝烟顿时笼罩了海滩。

钱伟长与林家翘根据情报资料，研究了德国V-1与V-2导弹的最大的射程和射点后发现，德国的火箭多发自欧洲的西海岸，而落点则在英国伦敦的东区，这说明德军导弹的最大射程也仅如此了。他们认为只要在伦敦的市中心地面制造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此蒙蔽德军，使之仍按原射程组织攻击，伦敦城内就可避免遭受导弹的伤害。他们建议对英国伦敦城内主要标志性建筑物用色彩进行巧妙伪装，将伦敦城的著名建筑诸如伦敦塔、白金汉宫、圣保罗教堂、不列颠博物馆、伦敦桥、天文台与道路都涂上草绿、灰暗的保护色，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同时，在伦敦东郊区像玩魔术般的让其神奇地呈现一座灯火时明时暗、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的假伦敦城，让德国人造成一种错觉。

丘吉尔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德军中计，23000多发导弹乖乖地听命于钱伟长设计的弹道射程，全部飞到伦敦东郊区，假伦敦城被导弹摧毁得寸草不留，而伦敦城安然无恙。

后来，钱伟长又参加了美国人造卫星的规划和研制工作。他通过反复研究和计算，首次提出判明人造卫星在天际运行的轨道由于能量消耗，每绕地球一周将降低多少高度的简便计算方案，以及火箭弹道的微分修正等，在初期的人造卫星轨道计算上做出了贡献。

1945年8月，中国抗战取得了胜利，在美国科学界发展如日中天的钱伟长坐不住了，他归心似箭，期望能尽快回国，为新中国的发展尽一份赤子之心。但是钱伟长参与了很多美国政府的绝密研究，美国政府怎么可能轻易放他这样的科学人才回到中国，钱伟长对此十分清楚，他开始默默为回国做准备。

义无反顾投入新中国建设

1946年春，钱伟长以回国探亲的理由向冯·卡门告假回国，他已经离别妻儿六个年头，在拒绝多次后，冯·卡门最终还是动了恻隐之心，因为欧美人同样十分注重家庭之爱，他同意让这位中国助手回国一次。为了不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钱伟长仅仅带上了简单的行李和必要的研究书籍，就匆忙登上自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远洋轮，他要用自己多年所学建设久经战火洗礼的中国。

回国的钱伟长担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46年9月，钱伟长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清华大学，也见到了久别的妻儿。当时的清华园在战争时期被日本人改成伤兵医院，遭到了严重破坏，钱伟长积极参与到复校工作中去。

但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并不想建设新中国，而是忙着发动内战。现实无情粉碎了钱伟长的梦想，当时的物价飞涨，国际知名的火箭专家不仅报国无门，甚至连吃饭都是问题。美国方面获知他的现状后提出，希望他回去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同时允许他全家迁居美国。作为这个优惠待遇的附加条件是：让他在一张申请书上签字允诺，保证在中国和美国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永远忠于美国。

钱伟长没有动摇科技报国的理想和信念，他拒绝了美国政府的“好意”，坚持在清贫的环境中坚守着自己的科学梦想。

圆薄板大挠度问题，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问题，其非线性方程由冯·卡门在910年提出，但长期没有找到好的求解方法。1934年，韦(Way)提出了幂级数解法，但是，收敛太慢。冯·卡门在1940年提出这个问题还需要一种工程师能够运用的解法。1947年，钱伟长找到了解决的好方法。他发表的《均匀载荷下固定圆薄板大挠度变形》一文，提出以中心挠度为小参数的摄动法，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被美国机械工程学会的《应用力学季刊》称为“钱伟长方法”，一直沿用至今。1948年，他又发表了著名论文《均布载荷下固定圆薄板在特大挠度下的渐近特性》，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渐近方法，后来在奇异摄动理论中被称为合成展开法，成了合成展开法的“开山鼻祖”。

在困难中坚守的钱伟长终于迎来了曙光，1948年末，解放军来到了北平城下，他的岳父老同盟会员孔繁霨先生受华东军区委托，北上参加动员傅作义先生起义的工作。

面对充满希望的新中国，钱伟长激动万分，他和航空系青年教师董寿莘辗转了来到了解放军进城工作组驻地良乡，与荣高棠、钱俊瑞、叶剑英、陶铸几位同志激动地讲述起北平城内，以及清华园内的情况。

1949年3月，清华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叶企孙任主任，钱伟长成为了副教务长，他还幸运地参加了开国大典。建国后，钱伟长又先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和技术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担任《力学学报》《物理学报》等杂志的编委。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正是新中国建国伊始，国内有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出于对祖国新生的欣喜和对青少年成长的关爱，纷纷执笔撰写了一批科普性通俗读物，钱伟长也是其中一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热情洋溢地撰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的科普通俗读物。在这本书的“绪言”和“编后记”中，钱伟长热情颂扬了新中国对科学技术和专家们的重视，解放了生产力，期待着科学技术一定会有飞跃的发展。但他也同时指出，对祖国的历史遗产应抱有科学态度，如许多古代的传说、后人的牵强附会、外行表面的、甚至渲染过分的描写，均不足为据，对他们的真实性和科学价值，应该运用考古学上的材料来加以分辨等等。全书洋溢着一位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充满了严谨的科学精神。

这本书的背后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50年钱伟长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后，随中央慰问团赴东北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回国伤病员，在东北各地历经十几个城市，深感旧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对于建设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言，无疑是一种心理枷锁。新中国的科学技术虽然落后于西方工业先进国家，但要赶上他们，超越他们，并不是不可能的。中国祖先在历史上曾有许多创造发明，中华民族同样也是优秀民族，有着光荣的创造发明的遗产，只要我们有自信，能团结，我们是能富强起来的。为了实现这个“中国梦”，钱伟长在慰问期间就开始执笔起草写作有关我国古代科技发明事迹的文章，用以激励青年坚定创建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心。1951年1月后，他一连在《中国青年》、《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中国科学发明史实的文章，如《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中国古代三大发明》等，1953年又编著了《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一书。

为了培养新中国的科学大军，钱伟长先后为清华师生和京郊高等院校的教师开设了弹性力学、塑性力学、应用数学等课程，后来又从全国高校中选拔优秀的三年级学生，参与创办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由钱学森担任班主任，他担任副班主任，并亲自授课。

1954年，钱伟长和他的学生林鸿荪、胡海昌、叶开沅共同写成了专著《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这部著作荣获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钱伟长当选了波兰科学院院士。1956年另一本专著《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问世了，美国《应用力学评论》杂志立即以较大的篇幅对此书进行评论，做出了相当高的评价。

因为开创性的学术贡献，钱伟长、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四人被称为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

艰难险阻无法磨灭科研报国斗志

世界著名作曲家兼演奏家贝多芬有一句名言，那就是卓越的人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饶。挫折是人生最好的试金石。钱伟长无疑是卓越的科学家，他始终是人生的强者。

1957年，钱伟长雄心勃勃地制定出新的庞大的科学活动计划，踌躇满志，希望再攀高峰的时候，意料不到的打击接连而至。

因为一篇署名文章，他被打成右派，科研团队也解散了，出书的计划被取消，论文也不能发表，白天他是清洁工，从事是繁重的劳动工作。只有晚上回到狭小的家中，才能争分夺秒地继续从事自己的科研工作。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中，钱伟长做了很多面向实际的研究工作。他曾代叶堵沛院士起草了加速推广转炉的建议书，设计了高炉加压顶盖机构;在李四光的恳求下，钱伟长研究了测量地引力的初步设想措施，并推荐自己的研究生潘立宙去从事该项研究;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穿甲试验、潜艇龙骨计算提供咨询;为人民大会堂眺台边缘工字梁的稳定提出增强方案;为北京工人体育馆屋顶网络结构提出计算方法……

1968年，钱伟长被下放首都钢铁公司特殊钢厂做了一名炉前工，55岁的钱伟长拿着近20公斤重的搅拌铁棍难度可想而知，他没有抱怨这一安排。钱伟长和工人们一起白手起家建造了热处理车间，他发明了一种杠杆设备，可以让工人更容易地拿起20公斤重的铁棒。他还和工人们一起设计建成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

周恩来总理没有忘记困境中的钱伟长，他把研发坦克电池的任务交给了钱伟长，这是一种高性能的军工电池，但是钱伟长学的是力学，电池研发涉及的是材料学和化学。接近花甲之年的钱伟长骑着一辆自行车，在一年中跑遍了北京市所有跟电池有关的单位。他牵头成立了十余人的研制小组，在两年时间内，翻译了三百万字的外文资料，提出了很多方案和计算数据，在全组同志共同努力下，设计出一种效率比普通电池高七、八倍的新型电池，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生产的电池。

一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为何可以放下身段，在长达十多年的困难阶段中，不计名利，依然锲而不舍地坚持研究工作，甚至去从事和自己本专业没有关系的科研工作呢?

戴世强回忆说，在1981年时，钱伟长曾经回答过类似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我对党、对祖国、对我个人的前途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要向前看，不能向后看，我一直相信我们国家会好起来的，要不然，我就不可能活到现在了。”他还说过：“祖国是我们的母亲，哪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子女的?你能说母亲错打你几下屁股，你就记恨了吗?天下没有这个事情。我们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应当是永恒的。”

1972年10月，由周总理推荐，钱伟长参加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了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他回到了母校多伦多大学，学校专门组织了授予钱伟长博士学位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1978年，年届65岁的钱伟长满怀欣喜地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他沐浴在科学的春风中，再一次憧憬和期待。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立下宏愿：每年写一本书，写十五篇论文，办好一个刊物，当好两家外国杂志的编委。

钱伟长他在他的《应用数学和力学论文集》序言中写道：“‘四害’已除，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权利。欣逢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虽已年近七旬，还能为四化效力，感到无限幸福。我力图夺回已经失去的良好岁月，日以继夜的工作。”

钱伟长对友情也极为看重。1979年，钱伟长住在清华大学照澜院小区。钱伟长和郭永怀是留学时的同学也是挚友，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因为要给郭永怀撰写传记，郭永怀的研究生李家春和戴世强经常前去拜访，钱伟长非常支持，一聊就是2个多小时。

1979年，中国力学方面的重要学术期刊《应用数学和力学》创刊，钱伟长将冯·卡门写的一篇文章《用数学武装工程科学》作为《应用数学和力学》的创刊词，并让李家春和戴世强翻译成英文。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钱伟长富有前瞻性地倡导非线性力学。从1980年到1983年，钱伟长共举办了若干非线性力学领域的学术会议。他根据非线性力学的几个主要研究方向，将理性力学、奇异摄动理论、非线性波、非线性稳定性、分叉、突变、混沌等逐年召开专题讨论会，最终形成了“3M系列学术会议”，即现代数学力学会议。1985年，时机成熟，钱伟长创办了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每四年一届，该会议已成为该领域颇有影响的国际例会。

拆墙理论打造高水平的上海大学

1983年，上海大学(原上海工业大学)邀钱伟长出任校长。

上海工业大学与钱伟长原来所在的清华大学有很大的差距，上海工业大学创建于1960年9月30日，时称上海工学院，首任党委书记兼院长是原上海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李华。1972年，上海工学院撤销建制，并入上海机械学院。1979年恢复建制，成立上海工业大学，后被确立为上海市属重点大学。1981年成为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因为某些原因，这所大学的校长岗位已经空缺了两年之久。在对上海工业大学进行了一番“考察”后，钱伟长接下了这份工作。当时他72岁，按规定已经超龄。

在美国的时候，钱伟长就经常和同去留学的中国同学们一起想象，将来要回国办一个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还要好的大学。这成为缠绕在他心中的一个梦想。这样的梦想在他晚年得以付诸实践。

1994年，由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上海大学，四校合并时，李鹏总理为新上海大学题词：“发扬光荣传统，培育跨世纪人才”，李岚清副总理也为学校题了词：“自强不息，砺志改革，发挥联合优势，提高教学质量，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题词含义深远。

肩负着重担，钱伟长不辱使命。

钱伟长南下上任后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将原本的二学期制变成了三学期制，上海工业大学也成为了在国内率先实行西方大学三学期制的中国大学。

三学期制的提出最早来自于康奈尔大学于1918年举行的一次非正式教师会议。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康奈尔大学希望提供灵活的注册入学时间，以服务于当时服兵役的大学生和学生军团。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导致大批学生中断学业入伍，还带来了大量老兵安置问题，因此，哈佛大学也进行了三学期制改革，为这些人提供灵活入学的机会。同时，当时的哈佛校长还指出，三学期制能够满足一些希望压缩教育过程总时间、更快毕业的学生的需要。战争之后，三学期制逐渐在更大范围得到普及，因为他自身有诸多优势，包括：更有效地利用时间、鼓励教师之间的协调、扩大课程范围、减少对资源的需求、提高调度和变更的灵活性等。

考虑到当时两学期制存在的弊端，即一方面高校教学内容庞杂，另一方面学期过长导致学生一开始松懈学业，钱伟长希望通过学期制改革促使教学内容得到精简，并锻炼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效率。这是一个三个理论学习学期加一个实践教学学期的教学制度。两学期制有36个星期授课，调整至三学期制后，授课周数就降至30个星期，这既解放了教师，为其提供科研便利，也最大化地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

今天，教育工作者们已经达成了共识，大学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要与社会需求和产业需求挂钩。而早在20多年前，钱伟长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理念。“拆掉四堵墙”是钱伟长教育思想的精髓，即：拆掉学校和社会之墙，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墙，教育与科研之墙，教与学之墙。

拆去第一堵“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目的是为了加强学校与社会、工厂企业的联系, 适应上海新的工业结构的需要，改造和发展专业，强调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办学方针。钱伟长一生中执著地追求“办能兴国的教育”。

拆去第二堵“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是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注重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融合，发挥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综合优势，淡化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

拆除第三堵“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是主张高等学校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反对在大学里人为地把教学与科研绝然分开。

拆掉第四堵“教与学之间的墙”。钱校长认为，学生只有通过主动的学习，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在工作中能不断学习新知识，面对新条件能解决新问题的人。”

鲜为人知的是，掌舵上海大学，钱伟长过着的是不领工资、不要住房的“无产者”生活。“乐乎楼”是靠近上海大学延长校区南门的校区招待所，自钱伟长任原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以来，他就一直居住在这招待所的二楼——一间很简朴的屋子，二十多年如一日。钱伟长也不穿现成买来的衣服，都是请学校附近的裁缝用最简单的布料做衣服。但是即使在古稀之年和耄耋之年，钱伟长每天的工作时间保持在5个小时以上。

钱伟长为上海大学引入和培育了大量的人才。初时南下，钱伟长就调集了潘立宙、卢文达、孙厚钧和蔡树棠等力学专家来到原上海工业大学。1996年，钱伟长已年过八旬，为了从兰州大学引进程昌钧教授，他也亲自跑到上海市人事局，克服了年龄超过55岁的教授难以进沪的障碍，程昌钧教授到沪后，立即帮助钱先生创建力学系。

戴世强也是钱伟长当年从中科院力学所引入的人才，他至今保留着1984年6月14日钱伟长给他写的亲笔信。这封信写在两张白纸(相当于B5大小)上，信封超小，笔迹苍劲有力。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关于他从中科院力学所到上海工大力学所的调动问题;二是叙述筹建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的设想和举措。

2000年，上海大学因为学科建设的需要，向远在北京科技大学的翟启杰教授发出了邀请，让翟启杰最难忘的是当时87岁的钱伟长拉着他整整谈了一个上午，不仅在科研工作上给予支持，还关心他生活上的后顾之忧。18年后，翟启杰领衔的“脉冲磁致振荡连铸方坯凝固均质化技术”荣获201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而上海大学培养的一批人才也在飞速崛起。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周文波在1990年师从钱先生攻读硕士学位，钱先生对于这位当过工人的青年学者并没有歧视，而是积极鼓励他从事应用科学研究，并为他指定了“施工工程中保护地面构筑物”的科研方向，周文波收集了300多条国内外隧道成败经验，建立了“软土隧道盾构法施工对于周边环境防治”的专家系统，后来在国内建设中被广泛应用。60后吴明红已经成为了中国环境科学领域的知名女科学家，70后的张建华也成为了中国知名的新型显示首席科学家……

因为钱伟长教育理念的浸润，上海大学多年来保持着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今天学校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处于全国高校先进行列。国际三大检索(SCI、EI、CPCI-S)收录的学术论文数分别位于全国高校49、43、28位，9个学科进入ESI排名全球前1%，近年来，每年都有科学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或者自然科学奖，上海大学成为了上海这座东方之珠土地上熠熠生辉的创新巨擘。

钱伟长的科学人生，是一代中国学人希冀和奋斗的缩影。他从中华最艰辛的岁月中走来，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始终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去为人、去从学，去做事，为华夏崛起拼搏了终身，矢志不渝，无怨无悔，成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和表率。

2012年10月9日是钱伟长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当日，钱伟长铜像揭幕仪式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举行，时任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副市长沈晓明专门前来为铜像揭幕。2018年10月9日钱伟长诞辰106年纪念日当日，钱伟长孙女钱泽红女士和上海大学校领导为钱伟长图书馆前方的“钱伟长坐像”雕塑揭去了幕布。在未来的岁月中，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将静静地“注视”着蓬勃向上发展中的上海大学，他的科学精神将像一盏指路明灯照亮无数学子未来的前行之路。

名人名事迹 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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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店是一个姓鲁的财主家开的，人们都叫他鲁老板。别看这鲁老板表面对人和颜悦色，骨子里才狠哩!他家用的几个酒保(酒店中的伙计)个个累得弯腰驼背，到头来，都被他踢出门外。

这天，李白又走进酒店。躺在椅子上的鲁老板捻着胡子，眯着眼，笑呵呵地打量着李白，心想，这个穷写诗的离开京都几年了，带来的钱兴许花得差不多了。记得，李白头次进店，他笑脸相迎，以后常来常往，他估计也榨不出多少油水，脸色就一次比一次难看。他暗示小酒保别理李白，可酒保偏偏热情为李白斟酒：临走，还把上等美酒给李白灌上一大壶。这回，说什么也不能便宜李白了!他站起身，踱到李白身边，弦外有音地说：“小店屋檐太低，酒池太浅，经不住翰林(唐初设翰林院，聚集一些文学上有才能的人，为朝廷服务。)这样的大酒壶呵!”

李白明知上回给的钱还够买几次酒，现在看鲁老板这副模样，不愿同他争辩，就从怀里取出最后一锭银子往柜台上一扔，“啪”!震得鲁老板两眼发花，满面乌云立时消散，浮出一片笑容：“有眼不识江底浅，没想到李翰林还有这么多酒钱。”他转身吩咐酒保：“快，找大人钱!”

李白一挥袖子：“算了，别找了，下次再来!”鲁老板两眼眯成一道缝，一个劲地连说：“是，是!”

第二天黄昏，李白又来了，酒保又为他满满灌上一壶酒。第三天，第四天，李白每天一趟，鲁老板很不耐烦，他算算李白丢下的银子，再有个把月也差不多了，就用花言巧语支开酒保，偷偷地往李白酒壶里兑水。

李白喝了几口，觉得味道不浓，也没说什么。以后每次来，鲁老板总装得特别热情，亲自为李白灌酒，暗地里却把水多加一倍。一天又一天，李白若无其事。后来鲁老板干脆给李白灌上满满一壶凉水。李白还以为是酒，高高兴兴地回到船上，拎起酒壶往杯子里倒，一闻，味道不对;喝一口，“呸”地吐了出来!一看，才知是又浊又浑的江水。他气坏了，想找店主论理去。又一想，和这种人没讲头!可是采石矶一带就这一家酒店。求他施舍，更不行!就是在皇帝老爷面前，李白也不愿低三下四，更何况对这样一个前(钱)心贴后心的小人呢!

更深夜静，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稳;想写点诗，写不出。多年了，酒，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壶下肚，他便暂时忘记愁苦;把雾漒鳚鞯氖澜纾?看个清清楚楚。可是如今，在这满目凄凉的采石矶头，连唯一能使他解闷的酒都没有了?

现代励志名人名事迹 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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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吴宇森在广州出生。幼时的他身体不错，不料三岁那年，背上却长了一个脓疮。本来只是小小的一粒，看起来没什么特别，谁想竟日渐长大，最后扩散到了整个背部。大夫说，那是背痈。

当时，广州的一个中医对吴宇森的父亲吴倬云说，这个孩子没救了，劝他不要再浪费金钱。吴倬云没有理会中医的劝告，他对人说：“这是我的儿子，不管要花多少钱，我也要把他医好。”

吴倬云变卖了家产，四处寻访名医，给儿子治病。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留学德国的西医，这才医好了吴宇森的“不治之症”。

生病的那段时间，吴宇森的背又脓又肿，疼得死去活来，昼夜啼哭。幸好当时吴倬云还有些积蓄，就雇了个佣人，让她和妻子二十四小时轮流抱着吴宇森，让他趴在她们手臂上睡觉。父亲的爱，不仅令吴宇森重获新生，更为他奠定了一生的性格基石——坚毅不屈。

父母禁止吴宇森进入电影圈

有一段时间，吴宇森每天看晚场电影，回到家已接近午夜时分。

吴倬云身上带有很多中国旧时文人的气质，他从来就不喜欢电影，曾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吴宇森，搞话剧可以，拍电影则绝对不行，因为电影是虚假的，而话剧才是真实的。

母亲也是同样的立场。由于初到香港吴倬云便患上了肺病，一直不能工作，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母亲身上。母亲凭借她勤劳的双手，白天到石矿场敲石头，晚上则挑灯替人补衫、织毛衣，将四个儿女拉扯大。

因为尝透了生活的艰辛，她明白知识的重要，望子成龙之心非常强烈。眼看吴宇森有书不好好读，整日痴迷于电影，十分担忧。

母亲每次发现吴宇森看电影晚归，都伤心欲绝，悲愤地拿起藤条狠狠地打他，直把他打得跪到地上，紧接着便是长达五六个小时的罚跪。但即使如此，吴宇森也从没动摇过看电影的决心。

父母无可奈何，只好寄希望于吴宇森长大后可以慢慢改变志向，干些比较稳当的行业——因为电影对那一代香港人而言，确实是很不靠谱的玩意儿。

牵着母亲的手进戏院

有意思的是，母亲虽然反对吴宇森干电影这一行，但她本人却是个资深影迷，而且正是她把对电影的迷恋传染给儿子的。牵着母亲的手走进戏院，是吴宇森至今难以忘怀的幸福回忆。而吴宇森的电影梦，就是从《魂断蓝桥 》开始的，母亲欣赏的费雯丽与罗伯特泰勒，是吴宇森电影梦想中最早出现的两颗明星。

另一部让吴宇森魂牵梦绕的电影，是好莱坞著名歌舞片《绿野仙踪》。对这部影片，吴宇森不仅嘴上经常提起，而且在其潜意识中的那种深沉影响，也是极其惊人的。

据吴宇森回忆，他之所以深深地沉浸在歌舞片的世界里，有着更深层的心理原因。歌舞片有动听的歌曲、美丽的人物以及互相关爱的纯洁之心。《绿野仙踪》里的狮子没有胆，稻草人没有脑，铁甲人没有心，但最后还是可以在成长中学习，战胜困难。当时，吴宇森在徙置区(安置受天灾或拆迁影响的港人的区域)，时时有一种身处地狱的感觉。他非常希望能够冲出地狱，寻求一个新的希望。

被掌掴滚下楼梯，踢出剧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小孩看电影是免费的，因为每个成人都可以带一个小孩进场。拉着陌生人的衣角蹭电影看，是那个年代穷苦孩子最难忘的回忆。

吴宇森的妈妈不再带他上电影院，吴宇森便自己跑到美丽宫去，看准那些单身汉，走上前去央求道：“麻烦你，带我进去可以吗?”

凭着一副精灵可爱的模样，小吴宇森总是能博得同情，被顺利带进戏院。

那时香港的戏院，堂座两毛，超等座四毛。楼上价钱贵一倍，但视觉享受和音响效果要好得多。吴宇森一般进了场就不拿自己当外人，径直跑上超等座去。

然而，超等的享受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些带位员，就是吴宇森这些穷孩子的克星。他们每次看到这帮捣蛋鬼，就会立即拿起手电筒，扮演起执法者来。

而吴宇森，就像老鼠躲猫那样，一看见电筒光，马上就藏到椅子下面，四处逃窜。直到带位的工作人员筋疲力尽，电影也差不多开场了，吴宇森才像山大王那样，大摇大摆地翘起二郎腿，旁若无人地欣赏电影。

然而，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吴宇森就尝过被带位员一脚踢出电影院的滋味。

那一次，吴宇森背着弟弟，拉着一个男人的衣角扮他的儿子。他一如往常，一进场便跑上超等座位，没想到楼梯才上了一半，就被带位员揪住。他一把掌掴过来，吴宇森一失足，和弟弟一同滚下楼梯去。那人又赶了过来，一脚把他们俩踢出门口去。吴宇森“厚着脸皮”，爬起来跑到戏院的侧门，偷偷地从门隙往里看……

关羽名人名事迹 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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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神威能奋武，儒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的确，关羽自始至终都不失一个英雄的本色。

关云长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刮骨疗伤，……都将关羽的忠义之举，智勇之能，一展无遗，其虎牢关的英勇，白门楼上的恩义，令赤兔马都为之殉命，何况人乎?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麦城之战失利，关羽面临着心与血的生死抉择，以他的才能，一旦受降，富贵权力会一涌而至，“玉可碎不可损其白，竹可破不可毁其节”他背负着忠君的沧桑与巍峨，透着不尽的壮烈与苍凉，留给世人一个从容赴死的背影，赤诚，隽永……

其实在当时，见风使舵已成气候，哪国强大就降哪国的亦不少见，像马超，姜维，张松……或许在当时会威名远扬，但当历史沉淀到今日，他们也就暗淡无光了。一臣侍二主可以长安乐，但关羽宁死不降，蜀国的耻辱就是关羽的耻辱，这时，体面的义无反顾是唯一的。因为，中国人不仅活在生命的百年里，还注重活在千年的历史中。

余秋雨说过：“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关羽的悲剧，又蕴含着多少沧桑的感伤和无尽的苍凉!都说胜者为王，我却一直在心里称他为“失败了的英雄”，不管定语为何，他依然盈满炎黄脉搏的英雄本色。

关羽，演绎了千年不变的精魂，演绎了荡气回肠的凝重。

忠义永存，

英雄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