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感动中国人物事迹简介（16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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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感动中国人物事迹简介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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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叫人着迷，我的心一直在敦煌，要去守护好敦煌，这就是我的命”，樊锦诗如是说。作为2019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心得体会范文锦集樊锦诗由此被大家所熟知。身着白衣，心有锦缎。樊锦诗用五十七年的执着和坚守阐释了什么是无私奉献，展示了什么是中华儿女的赤子情怀。鲁迅先生曾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________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便是中国的脊梁”。樊锦诗先生克服环境的恶劣，与常伟鸿，段文杰等前辈共同奋斗在一线。樊锦诗先生克服与丈夫常年分居两地的相思之苦，在有机会调走的情况下选择了留下来。樊锦诗先生说只是文物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职业操守，樊先生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负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梁任公如是说。樊锦诗先生用实际行动展示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中华儿女的责任。

____________曾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____________还言：“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樊锦诗说，管理者必须直面问题，不能回避问题，更有问题意识，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樊锦诗开创了“数字敦煌”，在技术落后后，资金匮乏的八十年代，硬是用自己的脚踏实地使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范文参考网手机版樊锦诗勤奋创新，求实严谨的态度正与当前社会中某些急功近利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诺贝尔生物与科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在世人皆为她欢呼之时，淡然地带着自己的团队继续投身于科学研究。这份淡泊名利，这份坚韧严谨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荀子说：“道虽弥，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一生很长，长到忘不了一个人;一生很短，短到只能做到一件事。樊锦诗用她短暂的一生为敦煌，为文物保护事业奉献了所有，樊锦诗也用她长远的一生书写了一篇华丽的篇章。

烛曜锦绣中华，照亮万里江山。绘制诗意莫高，血洒醉人敦煌。谨以此诗表达对樊先生的敬意，谨以此篇表达对樊先生的仰慕、赞赏。

樊锦诗事迹简介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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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与香港有着不解之缘。

“第一个帮助我们的是邵逸夫”。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邵逸夫匿名向敦煌研究院捐了1000万港元。“当时我们穷到什么程度?莫高窟连窟门都没有，风沙直接吹进洞窟里。”征求邵逸夫的意见后，他们为洞窟安装了玻璃屏风和门。

第二个是饶宗颐。他是国学泰斗，人文学识广博，对甲骨文、考古学、历史学、文学、敦煌学等都有深入的研究。饶老几次去敦煌，对敦煌的历史文化十分着迷。樊锦诗与饶老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后来，樊锦诗主持的26卷《敦煌石窟考古全集》在香港出版，饶宗颐先生对此由衷赞叹：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

1987年，樊锦诗第一次来香港。“那时候除了学术界，很少有人知道敦煌。”樊锦诗说，现在不仅很多人都知道，甚至还出现了“敦煌热”，很多香港人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包括捐款、办讲座、帮着做各种文化推广。后来香港的朋友说，干脆成立一个组织，叫“敦煌之友”吧。

“我非常感动，他们不在这里领取一分钱，还聘请了律师，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后来，更多的香港政商界人士陆续加入了团队，在国际上推广敦煌文化，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敦煌。”

在敦煌文化里浸润愈久，樊锦诗愈发觉得这是“百科全书式的宝库”。这些年来，樊锦诗为传播和弘扬敦煌文化四处奔走，不仅到国内外办展览，还主动进学校、进社区去普及和推广敦煌文化。

她说：“过去我们要‘进洞’保护，现在我们要‘出洞’弘扬，要让敦煌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对于名利得失，樊锦诗早已云淡风轻。“要计较得失，我早就离开敦煌了。”说起吕志和奖的奖金，她说：“我对这个钱没有别的盘算。我在想，怎么用这笔钱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能为这个世界的和谐与发展作贡献。”

81岁的老人，眼神平和坚定，如大漠般坦荡。

樊锦诗人物事迹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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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1938年出生于战火纷飞的北平，成长于上海。1963年，樊锦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从此，就扎根黄沙漫天的大西北，在敦煌的莫高窟，一待就是五十多年。当同龄人在谈婚论嫁的时候，樊锦诗和恋人彭金章，却不得不面对两地分离的苦楚。

1986年，樊锦诗和爱人彭金章，终于在风沙漫天的敦煌团聚，这距离他们毕业时的约定，整整迟到了23年。那时的彭金章，已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和同事道别时，老彭幽默地说，还是敦煌胜利了，老彭投降了。支持妻子，彭金章没有半句怨言，然而大家心里都清楚，让一个年近半百的人，重头开始，要做出怎样的牺牲。

在樊锦诗的努力下，经过20多年的治沙工程建设，使袭击千年的黄沙，远远地停在摩根山后面。 但防砂只是缓解了壁画病害的影响，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当时，摩根壁画和彩色中，已经出现了一半以上的空鼓、变色、脱落等病害，樊锦诗也日趋中心。

为保护石窟，樊锦诗就在全国旅游景点中率先实行限流，没想到，这个先例却导致游客怨声载道。很多人说樊锦诗太傻，有钱不赚。然而，外界的争议，并没有扰乱樊锦诗的步伐。她在进一步思考，如何用更现代化的方式，向游客展示敦煌?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电脑，这为她打开了一扇新窗。

与此同时，范锦诗决定通过恋人彭金章的建议拍摄全面介绍敦煌的海报。 工夫无心人，十年的探索与坚持，樊锦诗自创摩根数字展示中心，发表了010-3010和立体球幕010-3010两部电影。 从那以后，模拟电影与实地参观相结合的观光方式，不仅可以减少游客的参观时间，还可以增加洞穴的装载量，一举两得。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事迹材料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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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志青年铿锵有力的誓言和斩钉截铁的行动。在当时的大学生中流传着这样的话：毕业不去“天南海北”(天津、南京、上海、北京)，报志愿要报“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

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我们恰好站在时间的节点上，我们越发感到时代激烈的鼓点，每一个青春梦想，都是励志之余需要耕耘的地方;每一个努力耕耘的地方，都是梦想青春最激越的鼓点。而梦想恰是需要我们与时代相连，与国家的命运前途相关的。樊锦诗先生的“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对这个时代青年人奋斗目标的正确引导;袁隆平院士的“向前看不要向钱看”对祖国新建设者的谆谆教诲;孔繁森党员的‘甘为人梯，长期铺垫’对我们青年一代的身体力行。时间的巨轮滚滚向前，真正能使我们铭记的，只有那些为共和国鞠躬尽瘁的先驱们。

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将青春与祖国相交织，无论我们从事哪种职业，坚守在哪个岗位，我们心中有光，我们就能发出时代之光;我们有梦想，就会有实现梦想的不竭之力。

时代之青年，祖国之青年，应谨记“为生民立命”的时代使命，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敲响青春之鼓，我们听到了新时代更加激越的鼓点。

樊锦诗的万能作文素材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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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带着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来到敦煌，全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文物事业中，在大漠深处一呆就是47年，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做出了杰出贡献。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历经千百年来自然侵蚀和人为的破坏，文物本体已经十分脆弱，为了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文物，樊锦诗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聪明才智。在工作中，她始终坚持贯彻国家“抢救第一、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重视科技在石窟保护中的应用。她带领科研人员，经过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在古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路子，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文物保护方面，樊锦诗同志和她领导的团队，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在管理上建立一整套遗址管理制度、有效地阻止了人为因素对石窟的破坏，通过环境监测与研究，对莫高窟窟区大环境及洞窟小环境做出了科学的质量评价;以工程阻沙、化学治沙、生物固沙为主的综合治沙防护系统已成一定规模，沙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多年研究和探索，确定和形成了一套砂砾岩石窟崖体裂隙灌浆、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与工艺，有些技术从材料到施工工艺均为我院所独创。探讨了壁画病害产生的机理，为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资料和科学数据;不断改进壁画修复技术，实验筛选了几种新的修复材料，等等，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真正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樊锦诗同志在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中始终意识到文物保存环境的重要性，她首次提出将考古与自然科学相结合进行敦煌石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的关系研究，主持申请了国家文物局项目《敦煌莫高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研究》、《敦煌莫高窟及周边地区环境演化科普教育》，并亲自调查洞窟、崖面现状，根据考古断代第一次提出莫高窟南区中段在历史上有过不同规模的三次坍塌的观点，并初步复原了历史上崖面原始形态。

她注重安全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有机结合，以高质量的展陈传播敦煌艺术;提出“数字敦煌”理念，利用数字技术储存和展示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策划实施了莫高窟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保护工程——“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为莫高窟的保护与利用拓展了空间，奠定了新的基础。樊锦诗同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并作为项目负责人，协调有关科研单位，申报并完成了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的科研课题;主持完成了《曙光天演PowerPC工作站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研究》项目，该项目也已通过“863”计划专家组的鉴定。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墙壁上的博物馆——敦煌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到人们面前，并在敦煌壁画的艺术复原与艺术创造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樊锦诗同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的国际合作，按照"以我为主，对我有利，为我所用"的原则，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创了我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使莫高窟文物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本体病害和损毁得到遏制。在她的组织、领导下，中外友好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樊锦诗感动中国人物事迹简介 篇6

阅读小贴士：本篇共计826个字，有10个段落，预计默读时长3分钟，朗读时长5分钟，慢速需要7分钟，有118位用户喜欢。

“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数千年光景轮换，中华文化繁花簇簇盛开。让你我重逢于漫漫历史长河，且看千秋沉蕴，黄河之畔的种花家奏出文化的赞歌。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你是敦煌的女儿，自憾于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躺下之敦煌，醒来还是敦煌，用57年青春年华无言坚守于狂沙漫卷，用90分钟宣告文物工作者以生命谱写民族华章。一腔爱，一洞画，心归处，是敦煌。

为国之需，忍双载分居，弃灼灼芳华。

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自身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心如磐石坚岂任土房硬炕而为所动，志如鸿鹄远岂任浓烟熏眼而所动。您是青山巅上的白月尖，皓雪堆里当梅花屑，是风吹日晒于窟前，望尽风尘，听尽悠悠驼铃。根入石窟蟠，心自向阳生。风浪再高，全胜似闲庭步;天堑再深，敢教它变通途。

为窟之兴，宁踏石有印，愿抓铁有痕。

“总之岁月漫长，然而值得等待”，从职工到所长，从窈窕淑女到耄耋老人，当她的飒爽英姿被赋予烈火，她的风烛残年，苍颜白发皆是岁月的馈赠，如星火一般在它一生中熠熠生辉。一生择一事，一事终一生，正因心中有一簇迎着烈日生长的花，比一切美酒都要芬芳。滚烫的馨香淹没过稻草人的胸膛，草扎的精神从此万寿无疆。

为火之传，既凡益之道，皆与时偕行。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多少风吹雨渗，几近凋零;多少次危在旦夕，如履薄冰。六九冰开，七九燕来，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手持火把渡岸而来，点亮敦煌孤妄的等待，此后，壁画彩塑不再驶向孤站，风雨漂泊都有了归舟。自闻新兴科技之精妙，四方奔走建数字敦煌，得改革开放之优势，敢为人先架旅游爆点。以蒲苇之柔软接纳，以磐石之坚实捍卫，护悠悠敦煌生机盎然，万事不涸。

自禹铸九鼎，浸润礼乐春秋，点燃六朝金粉，而后更经战火峥嵘的熔铸，正因有您，篝火熊熊烈火驼铃声声得以流芳百世，以羸弱身躯承担使命重担，撑起了敦煌一片崭新的天地!

推开孤城万里，不见春风吹度盛世几千载;听凭朔风卷尘，未见敦煌圣火立风雨安如山。何也?樊先生之坚守哉!

樊锦诗人物事迹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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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1岁的年纪，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的?对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樊锦诗而言，是依然忙碌的生活：虽已退休，却仍在为敦煌四处奔走。

她大学毕业后，服从国家分配，来到大西北，从此与敦煌莫高窟结缘，守护着这座古典文化艺术宝库，大半个世纪再未离开。

一生择一事，一事终一生，这就是樊锦诗的真实写照。

2004年8月，樊锦诗在莫高窟第272窟考察现场。敦煌研究院供图

实习的小姑娘：敦煌我看够了，也不想再来

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

1962年，正在北京大学就读的樊锦诗，按学校的安排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那时，她24岁，还没想到此后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都会跟它结缘。

第一次来敦煌，樊锦诗被壁画和石窟的美震惊了，在那个仿佛童话一般的艺术世界里，所有的语言似乎变得平淡无奇，她感叹到只剩下几个词反复使用，“太好了!太美了!”

相较洞窟内的美，洞窟外的生活却判若两样。漫漫黄沙中，住的是破房子、土炕，水是苦的，没有电灯，想买瓜子，可连瓜子皮都见不着。樊锦诗很难想到，会有条件如此艰苦的地方。

想进洞窟，往往还要爬一种“蜈蚣梯”：在一根木头上打上眼，插上很多短木棍。走在上面，颤颤巍巍叫人十分害怕。

可是，尽管条件艰苦，那里却拥有一大批优秀的学者、艺术家。常书鸿是留法的著名画家，段文杰也是知名学者……年轻的樊锦诗并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甘愿留下，“洞里是好，这个地方怎么待?”

资料图：莫高窟。王斌银 摄

由于水土不服，实习期没满她就生病了，不得不提前返校。走的时候，樊锦诗心里觉得，“敦煌我看够了，因为我过去想来看，终于看着了，我也不想再来。”

报效祖国，到zui艰苦的地方去

然而，一年后，樊锦诗拿着毕业分配书，又来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之前，父亲曾十分担忧她瘦弱的身体，写了一封信叫她转交给校领导，换个工作地方。

樊锦诗拒绝了父亲的好意，不肯这样做。在那个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zui艰苦的地方去等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而且，当她再一次看到那些石窟时，也被深深地打动了，“原来那么破的一个地方，经过常先生、段先生，他们也没有钱，就这样白手起家初步做了整理，已经不是一个破烂的地方了。”

樊锦诗留了下来，“去了之后觉得这是艺术，我怎么一点也不懂?不懂怎么去管敦煌呢，所以要跟段文杰他们学习，慢慢懂了一点皮毛。”

因为是南方人，个子又小，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里的老先生们就叫她小樊，“他们非常爱护我，给我非常温暖的感觉。”

“受老先生的影响，我也看一些书，也进洞看，越看越觉得敦煌太重要了。”她终于理解了那些老先生，“敦煌跟他们自己的身心连在一起了，所以稳稳当当在这儿待着一直不动。”

2011年8月，樊锦诗检查加固后的莫高窟北区洞窟。敦煌研究院供图

从此，樊锦诗一头扎进了繁忙的工作中，决心用自己所学的专业，好好为敦煌做点事情。

想尽办法为珍宝“续命”

1998年，当年的“小樊”变成了樊院长——樊锦诗受命担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只要对文物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在樊锦诗眼中，敦煌确实了不起，“一千年的古代艺术家的创造，他们默默无闻，给我们留下这么内容丰富的一份遗产，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石窟、壁画，总会慢慢衰老。她想尽办法给那些珍宝“续命”。1999年开始，来敦煌的游客们多了，樊锦诗既高兴又担忧，因为“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

“人一进去，我们用仪器测的，整个的二氧化碳、湿度、温度全变了。”樊锦诗用手比划着洞窟的大小，“就算是中等洞，还有这么小的洞。博物馆是把文物从库房请出来展示，实际上我们开放的是文物库房，大家明白不明白?我当然着急啊。”

她四处奔走，提出要“限流”。樊锦诗和同事们在参观洞窟的路线、洞窟开放的条件等方面，制定了详细标准，改变了以往单一参观洞窟的模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我们作为一个成功案例，向全世界推广。”

樊锦诗更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构想，包括要为莫高窟建立数字档案，将洞窟、壁画、彩塑，以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等等。

资料图：樊锦诗用紫外线灯在454窟调查壁画题记。敦煌研究院供图

经过十多年努力，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观众可以在线欣赏30个经典洞窑的高清图像，全景漫游这座古典艺术宝库。

由此，它们在另一种意义上得到了“永生”。那一年，樊锦诗78岁。

“给敦煌做点事，是一个文物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在敦煌五十多年，樊锦诗走遍了大大小小735个洞窟，看遍了每一寸壁画、彩塑。她主持的《敦煌石窟考古全集》亦得到饶宗颐由衷赞叹“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

2015年3月，樊锦诗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她选择留在敦煌，依旧忙着那些与文物保护有关的事情。

如今，虽然各种荣誉加身，但在许多讲座中，樊锦诗面对着不同身份的人，经常提及的都是敦煌研究院那些老前辈，以及心爱的莫高窟，却很少长篇大论谈自己。

即便在她的新书《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的发布会上，依然如此。那一天，当身材瘦弱的樊锦诗步入会场时，人群中瞬间爆发出雷鸣般地掌声，来迎接这位“敦煌的女儿”。

身处西北许久，樊锦诗的一口吴侬软语早带上了些许爽利硬朗，“我给敦煌做点事情，也是一个文物工作者、敦煌遗产守护人应尽的职责。”“没有什么多说的。”

她感谢国家、领导乃至同事等人对自己的支持，“实际上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没有大家支持好多事情都是做不了的。”

她就是这样一个倔强可爱的老太太，一位简单到近乎纯粹的学者。樊锦诗觉得，钱够用就好，她第一次买房已年过60，还管兄弟姐妹借了钱。名利对她来说不过是过眼云烟，“要计较得失，我早就离开敦煌了。”

是啊，大漠戈壁中，一待就是半个多世纪，不为名不为利，为什么?

在她写给北大新生的一封信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我几乎天天围着敦煌石窟转，不觉寂寞，不觉遗憾，因为值得。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无怨无悔。

樊锦诗感动中国人物事迹 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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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女，汉族，1938年7月生，中共党员，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樊锦诗择一事、终一生，把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管理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在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1963年，樊锦诗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那时的莫高窟，工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她克服严重水土不服引起的身体不适等困难，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

她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完成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揭示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规律和时代特征，为敦煌石窟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得到国内外学术界采纳。她先后承担国家及省部级研究课题10余项，主持国际合作项目10余项，出版专著13部，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编制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3部。由她主持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是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为其它石窟寺遗址考古报告的撰写提供了借鉴。在她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率先建设数字敦煌档案，实现了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

如今，83岁高龄的樊锦诗还在为编写第二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殚精竭虑。她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积极推动敦煌研究院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促成《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颁布，使莫高窟保护、研究、利用和管理纳入法治化和规范化轨道。

樊锦诗生活简朴、淡泊名利，她每次领完奖回到单位，第一件事就是上交奖章、奖状、奖金。她认为，这些荣誉属于所有为莫高窟作出贡献的人。

樊锦诗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改革先锋”、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樊锦诗感动中国人物事迹简介 篇9

阅读小贴士：本篇共计464个字，有5个段落，预计默读时长2分钟，朗读时长3分钟，慢速需要4分钟，有178位用户喜欢。

总有人默默无闻，甘愿奉献;总有人披荆斩棘，敢为人先;总有人持之以恒，不懈奋斗。一声先生，是您舍半生，给大漠的坚守;是您对文化从青丝到白发的热爱;是您克万难，创新法的不懈奋斗。我辈之楷模，樊锦诗先生当之无愧。

我辈当习樊先生的奉献精神。“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樊先生一生默默无闻，甘于奉献，将自己的奖章,奖金等都交给研究院。即使重来一次，也不改初心，坚守使命，毅然选择留在敦煌。先生的一生是为国家，为文化奉献的一生，是我辈楷模。

我辈当习樊先生的实干精神。先生脚踏实地，深入实际调查千年壁画所面临的威胁，直面问题，解决问题，进而设立了我国文物系统唯一的国家古代壁画和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我辈当习樊先生的开拓精神。大丈夫敢为天下先，先生更是巾帼不让须眉。80年代末，互联网技术尚未普及，先生提议建立敦煌数字化档案，在当时，先生四处筹资，克服万难，才得以让千年壁画走进寻常百姓家。先生的开拓创新精神，是我辈楷模。

先生精神千古流芳，我辈应当以先生为楷模，学习先生的奉献精神，实干精神，开拓精神，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早日成为祖国的喉舌，助力未来的建设。

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事迹 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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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1977年任副所长，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2015年1月起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88年任副研究员，1994年任研究员。1995年为兰州大学兼职教授，1998年为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9年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樊锦诗1963年7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面对北京与上海的选择，樊锦诗毅然选择了千里之外的西部小镇，一来敦煌就再也没有离开。

40余年来，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由她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樊锦诗带领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樊锦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在人们面前。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

2004年七月，樊锦诗被国家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八月十四日，甘肃省举行樊锦诗先进事迹座谈会，樊锦诗如往常一样，衣着简单，显出她本质的洒脱与自然。在四十年的岁月里，戈壁大漠的风沙已将西部的粗犷、豁达揉合进这位今年六十四岁的江南女性内心。

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将敦煌石窟长期存在而又不能有效解决的难题作为合作课题，积极谋求国际合作，她所在的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进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樊锦诗用40多年的执著和坚守，谱写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她在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管理等领域的开拓创新，让世界同行为之骄傲。“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甘愿用生命守护敦煌。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千里迢迢来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如今73岁的她已满头华发，还在为敦煌文物事业殚精竭虑。

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当中，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

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樊锦诗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仅靠人和技术还不够，还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近年来先后公布实施。

樊锦诗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樊锦诗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多个国外科研机构展开了合作，一大批先进技术和理念运用到敦煌遗产保护当中，使敦煌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樊锦诗十分清楚世界文化遗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

2008年底，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在这一浩大的保护利用工程当中，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安全保卫等基础性工程外，还要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完成敦煌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文化、艺术和价值的全新视角。

建国七十周年之际，北京大学邀请了七位不同时代杰出的“北大新生”亲手写下书信，为本科新生表达祝福，讲述他们的“北大情缘”，作为给新生的特别礼物与全新改版的录取通知书一同寄出。1958年北大历史系新生樊锦诗是这七位“北大新生”之一。

樊锦诗事迹简介 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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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整装待发。她就是樊锦诗，那年她25岁。不久后，敦煌研究院以她为原型，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当时的樊锦诗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来到沙漠工作，更不会想到自己一去就是41年。

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1962年，经学校安排，樊锦诗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毕业时，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樊锦诗成为学校分给研究所的两名同学之一。“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坚强女人的两次落泪

“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孤独守望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我对她有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深，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 樊锦诗的丈夫如是说道。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的精神。还有敦煌精美的壁画，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恶劣环境让她掉了泪

实习结束后，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北京，父母非常心疼。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她父亲还为此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最后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樊锦诗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之后，才确切知道了什么叫“反差”。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对此，樊锦诗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辈们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令她非常钦佩。

与新婚丈夫分居19年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彭金章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他们在1966年结婚，两地分居19年。她每隔一两年会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表现表现，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1986年，最终樊锦诗的丈夫妥协了，放弃了他在武汉大学的事业。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樊锦诗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深为感动，认为“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她说自己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上，更倾向于家庭，“如果说爱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离开敦煌了，我还没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种人。”

尽管樊锦诗的同事说她是少有柔情的人，但她说起孩子时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我至今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保护文物她顶住压力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樊锦诗从踏上敦煌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前任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上任不久后，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可是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大胆构想“数字敦煌”

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樊锦诗另一个大胆构想是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希望退休后重回上海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使樊锦诗的性格变得坚韧而执著。年轻时的樊锦诗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上站”。但现在的她说话直来直去，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

她苦笑着说，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是因此出了名的。由于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有人在背地里骂她“死老太婆”。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常常独自在办公室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消化那些尖利刺耳的话。她说：“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句‘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如果明天就能退休，樊锦诗说：“我将高高兴兴地卷铺盖走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啥时候再回敦煌，还会有人微笑着请我吃顿饭。”

樊锦诗人物事迹 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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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就是我的宿命”

贾正: 您守护敦煌56年，在外人看来可能会觉得有些枯燥。是什么样的童年或者成长环境，让您与历史和考古结缘?

樊锦诗：我1938年出生在北平，北平沦陷后父母带着全家南下到上海谋生。家里有一个大姐，我和二姐是双生子，后来又有了两个弟弟。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只有父亲在工作，还有爷爷奶奶，家庭负担比较重。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个工程师，他觉得女孩子们也应该去上学，我这才有机会进学校读书。我自小比较懂事，学习成绩还不错，喜爱看书，尤其是小说，《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悲惨世界》什么都看。小时候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以至于想学化学，也曾想当名医生，因为救死扶伤非常神圣。由于和姐姐是双生子，还是早产，我从小体质就弱，多病多灾。有人就说，我体质太弱，要学医恐怕不行，到底谁给谁看病?我一想也有道理，于是就选择了学历史，觉得历史就是看书，不需要体力，何况自己也很喜欢历史。报考历史学系没想要选择考古，后来听说考古很好玩，可以去野外游山玩水，当时也没有什么远大志向，感觉能够饱读诗书，还能游遍名川大山，就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受父亲影响，特别喜欢到博物馆看文物展览，知道许多精美文物都是考古挖掘出土的，所以觉得考古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入学不久分专业，就不假思索的选择了考古。后来才知道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考古，因为太辛苦了。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选择了考古专业。

贾正：敦煌地处偏远，和您想像中的游山玩水式的考古一定差距很大。当初你是怎么留下来的，并且一待就是一辈子?

樊锦诗：上中学时期有一篇介绍敦煌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却深深打动了我，总是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是一座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就一直留意与敦煌有关的信息。特别是上大学以后，凡是和敦煌有关的展览，出版的明信片、画片等等，我都格外关注。包括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很早就知道他们。敦煌是我少年时的一个梦，很向往那个地方，我把它想得特别美。

1962年，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按照北大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惯例，毕业班学生可以选择洛阳、山西和敦煌等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对我而言敦煌是内心向往的地方，如果能趁着实习机会去看一看，正好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于是，我和另外3名同学一起来到敦煌实习。当中学课文里的敦煌艺术呈现在眼前时，我和同学们都被震撼了。鸣沙山和三危山的怀抱中是密密层层的洞窟，大大小小的佛像雕塑成千上万，壁画更是精美绝伦，让人几乎可以忘记外面的世界。可是离开洞窟以后就不一样了，敦煌地区食物紧张，条件很艰苦，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咸水。敦煌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随时还会有老鼠从房顶掉下来。我本来体质就差，根本无法适应敦煌早晚温差大且十分干燥的气候。加上营养跟不上，水土不服，我几乎每天晚上失眠，上洞实习也走不动。实习指导老师宿白先生怕我出事，没到三个月就让我提前离开了。说实话，当时我没有想着再回敦煌，后来自己几次想离开敦煌也都没有走了。一想到是国家培养了我，敦煌又是可以发挥自己本领的地方，还有对常书鸿等前辈的敬仰，就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敦煌。在敦煌待了56年，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敦煌就是我的宿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为敦煌尽力了!不觉得寂寞，不觉得遗憾，因为它值得。

贾正：从水土不服，到犹豫不决，再到扎根大漠，成为敦煌的女儿，最后视敦煌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半个多世纪您与敦煌一定发生了许多感人故事。

樊锦诗：第一次去敦煌实习，我就出现了水土不服，实习没有结束就走了，也就没有打算再去。但1963年毕业我被分配到了敦煌。父亲知道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嘱咐我转呈校领导和系领导。信里讲了很多事实和实际困难，希望学校改派其他体质好的学生。我把“求情信”扣下，没有转交。因为那一年，国家正提倡学雷锋，我和同学们刚在学习活动上宣过誓，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志愿。我不愿说一套做一套，当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就把父亲搬出来。系里也知道我体质很差，而且男朋友彭金章分配到武汉大学，但还是希望我能够去敦煌，因为敦煌急需考古专业人才。系里答应过个三四年，再有毕业生分敦煌就把我换出来，这让我有了点儿希望。

结果“____”开始了，学校承诺的三四年期限已无人问津，我也不再奢望，每天就是在洞窟里反复地观察，并开始做洞窟断代分期的研究。1967年我和彭金章结婚了，1968年我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家里担心我体弱多病，怕分娩的时候出意外，力主我申请到武汉待产。况且我在敦煌一个亲人都没有，上海买的婴儿衣服用品，婆婆从河北老家带的红枣、小米、鸡蛋营养品等等所有生孩子的用品都在武汉，去武汉是最合乎常理的。可是就在临分娩前一个多月，我向单位请假，没有批准，还让我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孩子出生后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只能用我自己穿的“棉猴”裹着孩子。后来医院的护士帮助我给老彭发了加急电报，收到电报后老彭立刻从武汉出发。他挑了一扁担的东西换了5次车，行程3000多公里，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周了。孩子还没有满月，老彭就因工作原因离开了敦煌。我每天上班就只能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每天下班回宿舍，我就要听听，如果听见孩子哇哇大哭，就很放心，孩子肯定没事儿，要是不哭我就提心吊胆。由于敦煌的特殊环境，第二年我就把老大送到亲戚家寄养。1973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在武汉出生，依然没法带回敦煌。莫高窟人的命运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选择了莫高窟，就不得不接受骨肉分离之苦。从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自己，到后来的王旭东院长，都有相似的境遇。家庭与工作，身心两处不能会合，好像就是莫高窟人的宿命。

那时候我一直争取调到武汉大学去工作，没想着待在敦煌。我先生在外地，孩子也在外地，我又是南方人，肯定要走的。1986年组织同意我走了，但我却犹豫了，感觉不能就这么走，应该给石窟留点儿什么，不甘心，不愿意走。感觉到哪儿也是工作，只要能发挥自己作用，在哪儿工作都是一样的。经我们夫妻二人商量，最后还是老彭放弃了武汉大学的事业，把家安置到敦煌，解决了我们一家19年的两地分居问题。那时老彭已经快50岁了，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当他知道我不愿意离开敦煌，就主动做出让步，放弃了他亲手创办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这对一个男人来讲是非常大的事业牺牲。后来我们就一起专心在莫高窟工作，老彭从零开始建立事业，从事多项考古发掘。特别是主持了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使莫高窟现存洞窟数量从487个增加到735个。老彭在敦煌北区考古发掘的收获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安慰，命运对我们还是非常眷顾的。

樊锦诗人物事迹简介 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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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名从小处在风柔水也柔的江南女子，樊锦诗同样具有江南赋于的特性--温柔，在她的身上小家碧玉的气质展现的淋漓尽致：喜爱漂亮的衣服，说话柔和，如此如诗般的女子却被分配到黄沙漫布，条件恶劣的敦煌，范文网站难道命运如此不公吗?不，不是的，这倒是她蜕变成蝶的艰难一步。难道樊锦诗不想放弃吗?是的，她也曾无数次午夜梦回中穿上绸缎般的衣服与丈夫团聚，但这些问题却折断在樊锦诗的“温柔”上。

“温柔”使得樊锦诗在研究中柔中带刚，兼揉并济;“温柔”使得樊锦诗在决策中顾全大局，循序渐进;“温柔”使得樊锦诗在发展中内外兼收，以退为进。可以说，“温柔”是樊锦诗在敦煌能够坚守的关键，但“温柔”究竟是什么呢?樊锦诗在报告中提到：国家的志愿就是我的志愿!呜呼，“温柔”就是爱国之心所带给瘦弱的她坚守敦煌的原因!前有常先生，后有樊先生，而身为后辈的我们，怀着一腔长大报效祖国之热血的中国青年，这难道不是报国的榜样吗?

所以说，身怀爱国之心，心怀报国之志，不一定非要选择政治家或科技人才，正如樊锦诗所说：“国家的志愿就是我的志愿。”我们应该成为国家需要的人，这也是中国最需要的人，诚哉，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樊锦诗人物事迹简介 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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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叫人着迷，我的心一直在敦煌，要去守护好敦煌，这就是我的命”，樊锦诗如是说。作为2019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由此被大家所熟知。身着白衣，心有锦缎。樊锦诗用五十七年的执着和坚守阐释了什么是无私奉献，展示了什么是中华儿女的赤子情怀。鲁迅先生曾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便是中国的脊梁”。樊锦诗先生克服环境的恶劣，与常伟鸿，段文杰等前辈共同奋斗在一线。樊锦诗先生克服与丈夫常年分居两地的相思之苦，在有机会调走的情况下选择了留下来。樊锦诗先生说只是文物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职业操守，樊先生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负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梁任公如是说。樊锦诗先生用实际行动展示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中华儿女的责任。

樊锦诗说，管理者必须直面问题，不能回避问题，更有问题意识，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樊锦诗开创了“数字敦煌”，在技术落后后，资金匮乏的八十年代，硬是用自己的脚踏实地使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樊锦诗勤奋创新，求实严谨的态度正与当前社会中某些急功近利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诺贝尔生物与科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在世人皆为她欢呼之时，淡然地带着自己的团队继续投身于科学研究。这份淡泊名利，这份坚韧严谨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荀子说：“道虽弥，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一生很长，长到忘不了一个人;一生很短，短到只能做到一件事。樊锦诗用她短暂的一生为敦煌，为文物保护事业奉献了所有，樊锦诗也用她长远的一生书写了一篇华丽的篇章。

烛曜锦绣中华，照亮万里江山。绘制诗意莫高，血洒醉人敦煌。谨以此诗表达对樊先生的敬意，谨以此篇表达对樊先生的仰慕、赞赏。

樊锦诗事迹心得体会 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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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那年，“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分娩时医生问她丈夫为何不在身边，告诉她生了个男孩子。樊锦诗平静地说：生个金孩子也没用。

武汉出发风风火火赶到敦煌，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看到孩子的第一面时，已经是孩子出生几天以后了。虽然最需要丈夫陪伴的时候不得不独自面对，樊锦诗仍然感念丈夫：几千公里路程，只靠一个担子带来的鸡蛋，居然一个都没有碎。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这是樊锦诗与丈夫用爱与生命践行的神圣誓言。从25岁到48岁，一生中有23年的时间，樊锦诗身处敦煌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北大同班同学、丈夫彭金章在武汉工作。直到40多岁，彭金章毅然离开自己创办的石窟考古专业，放弃了自己心爱的商周考古的教学，只为与妻子团聚。

因为对敦煌文化的热爱，樊锦诗大半生都在环境恶劣的敦煌度过。地板上永远布满灰尘，半夜总有一两只老鼠落在枕头上，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樊锦诗都是爬起来掸掸土，再继续睡过去。她是来自江南的大家闺秀，却比任何人都能经得住敦煌风沙的洗礼。当年丈夫第一次到敦煌看望妻子，只是心疼地说了一句：才两年就变土了。

考虑到敦煌艰苦的生活条件，樊锦诗与彭金章的两个孩子有着相似而漂泊的成长轨迹：在敦煌度过童年，到远方的亲戚家求学，长大后再回武汉，回到父亲身边。

分别太久，樊锦诗曾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大姐的一句“你进来的时候没看到你儿子吗?”就让她泪流满面，樊锦诗在耄耋之年仍然自称是“不称职的母亲”，从心底感谢儿子们的理解和宽容。

近几年，樊锦诗获得过无数崇高的荣誉与奖项，她把所有奖章、证书和奖金全部交给了敦煌研究院。在她心里，自己只是一个“代表”，去把奖给领回来，最终还要还给她用一生守护的荒野大漠的735座洞窟。去年，81岁的樊锦诗先生用10天时间与作家顾春芳对谈，回顾并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内容编纂成书，取名为《我心归处是敦煌》。

“我没有想到自己能在敦煌56年，也就是说命该如此在敦煌。”走在人生边上，有人向樊锦诗请教“幸福的秘诀”，樊锦诗干脆地说：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

文史哲研读间想说，樊锦诗平日里是一位干练坚韧的女性，《我心归处是敦煌》的文字讲述却多了一些温柔与沉静。樊锦诗是幸福的，因为家庭的开明，亲人的理解和照顾，让她得意从事一项艰苦卓绝却有富有价值的工作。同时她的人生也有诸多遗憾，在退休之时丈夫的突然离世，成为了她心中难以释怀的伤痛。

一位传奇女性的志业与爱情、困境与坚守，敦煌艺术崇高之美，石窟考古和文物保护的筚路蓝缕娓娓道来，莫高窟“申遗”及“数字敦煌”背后艰难又动人的故事，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切地领会中国古老而美好的诗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樊锦诗的万能作文素材 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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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任重道远

贾正：像敦煌莫高窟这样珍贵的历史遗迹，一定会吸引许多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但是我也注意到，近些年随着游客数量逐年增加，给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带来不少压力。如何平衡文物保护和弘扬之间的关系，您做了哪些探索?

樊锦诗：文物管理既要考虑全局，又要谋取未来，要把各项保护研究和管理制度串起来，综合协调处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社会上不能正确理解保护和旅游、利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动不动就有人跟我讲旅游规划、讲捆绑上市。保护是利用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保护就谈不上利用。只有把文物保护搞好，把文物保护贯穿于旅游开发的全过程，才能形成两者的良性循环，才能保证文物的可持续利用。我始终提倡负责任的旅游，既对文物负责，也对游客负责。一方面，我们积极落实“互联网+中华文明”的战略部署，通过数字技术，上线了30个精品石窟。游客可以在电脑、手机上畅游莫高窟，进行视频、音频互动。另一方面，我们开展了“莫高窟旅游承载量研究”项目，在所有的洞窟都安装了监测器，监测游客进洞之后的湿度、温度、二氧化碳等等，确定了日游客最高承载量。但敦煌的游客量每年都在增加，要保护，也要让游客尽兴，怎么办?还是要打破旧思想，开发新思路。我们想到了敦煌的数字资源库，建立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我们请来导演，将这些数字资源制作成数字电影，一部是4k的高清宽屏电影《千年莫高窟》，主要讲述莫高窟的历史文化背景;一部是8k超高清实景球幕电影《梦幻佛宫》，主要讲述洞窟的历史。“数字电影+预约参观洞窟”既让游客得以尽兴，也让我们能够控制日游客总量。这一模式很成功，游客非常欢迎。有了这两部电影，敦煌莫高窟就“活”了。

贾正：建立“数字敦煌资源库”也是您为敦煌莫高窟保护与传承做出的一个重大决定。现在回想起来，您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数字敦煌”概念时，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这是一个相当大胆和富有想象力的工程。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吧?

樊锦诗：国家规定文物单位必须达到“四有”，其中“一有”就是得有档案，可是莫高窟当时没有。首先就是要给莫高窟建立科学的档案。当时虽然有一些照片，但是照片终究是要变质发黄，最终慢慢消失掉。莫高窟的很多洞窟及壁画正在逐步退化和病变，照片和录像无法长久保存历史信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世界独一无二的敦煌石窟艺术逐渐消亡，建立能长期保存的洞窟文物真实信息档案刻不容缓。

那时，我对电脑没有感觉。通过演示，我了解到只要保存成数字，它就能永远保存下来。经过不断琢磨，一个大胆的构想在我脑子里逐渐明晰起来，就是要为敦煌石窟的每一个洞窟及其壁画和彩塑建立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对壁画做了数字化实验，但效果与最初的构想存在较大距离。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利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发出多视点拍摄与计算机结合处理的数字化方法，但当时采集用的还是柯达胶片，不能满足高质量数字档案要求。2006年4月，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成立，在与国内外合作的基础上，不断试验、探索和研究，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2016年5月1日，第一期“数字敦煌”平台终于上线，可在世界任何地方登录敦煌数字资源库。应该说“数字敦煌”历史信息保存和利用的最终形成，是莫高窟保护发展理念跟随科技发展步伐的结果。“数字敦煌”的意义就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可以说是与时间赛跑，具有抢救文物历史信息的重要意义。未来我们会基于“数字敦煌”资源库，加大敦煌石窟综合保护体系建设，把一个真实完整的莫高窟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贾正：您刚提到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两个条例的提出，对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和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樊锦诗：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和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突出矛盾，在外部环境、政策不断变化的时代，要做到莫高窟的长期保存，稳定保护机构，稳定保护管理和研究人才队伍，需要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保障。于是，我们制定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有目标、分目标，也有原则和措施。在保护文物的同时，我们还要保护文物所在的环境，包括寺庙、舍利堂等人文环境和植被、树木、沙漠、水流、森林等自然环境。如果只保护石窟本身，而无视周围文化、环境氛围，那等同于破坏。《条例》和《总体规划》的颁布与实施，对莫高窟的保护与管理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是进一步做好莫高窟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等各项工作里程碑式的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认为保护文物只是文物部门自己事的错误观念，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遗址保护规律的认识和对保护本质特征的理解。

贾正：敦煌研究院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在全国文物界开启了国际交流合作的先河。开展这种交流，您最初的动机是什么?现在看来，是否取得了预期效果?

樊锦诗：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让我有机会看到了国外文物保护的技术，萌发了开展国际合作的想法。敦煌研究院在西北一隅的山沟里，本身就特别闭塞，必须要把大门敞开，让全世界的专家学者都关心、关注它。从那时候开始，莫高窟就不断开展国际合作。在合作中我们一直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互利共赢的原则”，合作机制也从最初的单向引进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先进理念，发展到双方平等对话合作解决莫高窟文化遗产重大疑难问题，培养专业人才方面。其实最初的动机就是瞄上了“人家”口袋里的钱。后来发现，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理念更值得学习。再后来又发现无论管理还是技术，总得有人来掌握吧!此后在国际合作中锻炼、培养人才成为最重要的事，让年轻人介入每一个环节。